第132章方国珍智杀官兵元统帅奔逃回京
元朝宫廷四处派兵围剿叛军，各路大军分兵进击，遍地旌旗飞扬，千军万马，拼命厮杀。完成了应对危局的军事部署，宫廷里的皇帝和高官们暂时安顿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朝廷里又接到警报，方国珍兄弟，反复无常，忽而投降，忽而反叛，把朝廷搅扰得惶恐不安，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也战役中遇害死亡。朝廷里急忙命令江浙左丞左答纳失里，率领蒙古大军前去征讨海盗首领方国珍。
元朝末年之所以暴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朝廷腐败，政局动荡，最后演变成了内战。元朝自元武宗海山以后，经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懿璘质班，以至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元武宗海山至大元年至顺帝妥欢帖睦尔元统元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宫廷里皇室成员之间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变成内战。在元英宗硕德八剌时期的“南坡之变”，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期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贫富分化，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海山时期，“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在元文宗图帖睦尔执政时期，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朝廷挥霍无度，国家财政困难。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元武宗海山时期，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元武宗海山执政时期，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四年，即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元英宗硕德八剌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官场腐败严重，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时期，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天灾不断，饥民遍野。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即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后至元三年，即1337年，江浙又发生天灾，饥民多达四十余万。至正四年，即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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