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蓬勃兴起阶段，出于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经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为了总结交流改革的经验，探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决定编辑出版《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由着名经济学家童大林担任编辑组组长，吴敬琏担任名誉总编。
创刊当年发行量达到3.1万份，之所以这么少不是因为想看的人不多，而是这份内参有一定密级，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人员才有资格看。
吴敬琏很多人都知道，曾因为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而名声大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童大林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是一位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学者，曾经上期从事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研究。
针对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以粮为纲”方针，童大林则鲜明地提出了“大农业思想”，包括发展多种经营、山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主张农业生产必须走商品化道路；还曾经到河北等省市的农村和科研单位调研、率团到国外考察，着有《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讨论集》等相关着作。
李耒在河阳的种种做法从某方面来说正巧印证了他的“大农业思想”，所以童大林看到这篇文章很激动，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然后马上召开编辑部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让大家分享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以决定要不要发表在下一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上。
马上就有人表示了担心，“我们之前也确实刊登过关于乡镇企业、乃至私人企业的文章，但是这个人的经历也太复杂了吧？即是私人企业的老板，又承包了国有企业，这会不会有些不合适？”
“承包是眼下的大趋势，也没有说只能让企业内部人员承包吧？很多小企业也都承包给了外面的人，马胜利不也在外面承包了很多造纸厂么？”童大林马上表达了对李耒的支持。
“改革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一些新事物，我们最好不要马上表示反对，就像希贤同志说的那样，看一看再说！”
“这个人身上确实有很多亮眼之处，首都那么多大企业，用上计算机的都没几个，他一个小小的养殖场，就买了计算机，还定制了专门的软件。”领导都支持了，其它人自然也会跟上。
“我们之前刊登了不少改革人物的文章，有工人、有农民、有企业领导......但是好像还真没遇到过大学生放弃工作，回家办企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该把这篇文章发出去。”
“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好不容易才把他培养出来，结果他倒好，不好好为国家服务，就顾着自己发财去了，这种风气不可涨。”当然也不是没人反对。
童大林立刻驳斥道，“不是只有在国家单位才能为国家服务吧？这篇文章里已经清清楚楚的写了，自从李耒开办养殖场之后，不仅解决了上百人的就业问题，还和周围农户合作，为他们提供鸡雏、回购鸡蛋，大大提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这难道不是为国家做贡献？”
“这种做法让农民的收入不仅局限于土地，从而有了更多的来源，农民光靠种地只能不饿肚子，想要更好的生活还得看多种经营！养鸡、养猪，这就是多种经营的体现啊！”这正是童大林一直倡导的经济理念。
“而且我们培养大学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他们利用知识为国家服务么？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引进良种鸡、研究出更好的饲料配方，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力水平，这不比在单位熬资历好得多？”
童大林同样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支持者，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他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篇文章有点太长了，下一期的版面有限，是不是稍作删减再发？”有人提出了持中的意见，文章可以发，但一些敏感的内容最好删掉，比如承包化肥厂这块儿。
童大林考虑一番后也没有反对，因为和养殖场、饲料厂相比，化肥厂的亮点就有点不够看了，类似的案例他们之前也报道过，继续报道的价值不高。
他亲自进行核实，然后给出修改意见，一位资深编辑亲自执笔，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加工，很快就刊登在下一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上。
这份内参的级别很高，许多高层领导每期都看，而且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三农问题，从1982年到现在，一连四年的一号文件都重点提到了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现在农村出了这样一位能带动村民致富的典型，很多领导都记住了李耒这个名字，纷纷联系童大林，询问更多消息。
童大林也只是从王志纲的文章里了解了一些，更多的消息就不清楚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去河阳调研，看看李耒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联系了他的老朋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政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一起前往河阳。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日后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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