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厂部分群众在全省两会期间上访，标语中专门有“高州黄德勇市长”七个字，七个字如七把匕首，刀刀扎在了黄德勇腰上。这一招极狠，每一刀，都带着一个血洞。
黄德勇来到高州前，有关系不错的上级领导特意提醒：高州政治生态不好，每届领导班子都内哄，扯皮，下绊子，划分势力范围。你要千万谨慎，别一脚踏到地雷。
黄德勇当过多年市领导，工作经验丰富，临行前还是信心十足。来到了高州以后，他越来越觉得高州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如一张烂网，只是做实事，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牵扯。危房改造工程相对简单一些，不料，正是这个工程闹出了最大的妖蛾子，成为爆炸的地雷。
除了在两会期间上访，给黄德勇留下政治影响之外，关于土地的行政诉讼给工程制造了极大障碍。
立案后，按照行政诉讼的期限，一审和二审走完，至少接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之内如果危房出现问题，虽然说黄德勇有推托之词，可是一届政府放任危险降临而不采取措施，这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若是黄德勇亲手抓的危房改造工程被迫搁浅，在高州的威信难免会受损。
黄德勇暗自认为南城区主要领导同志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南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是高州重要干部，区委书记还是市委委员，作为初来之市长，难以轻易调动其岗位。
为了解决锁厂片区危房改造工程，市委再次研究，决定重新召开协调会，彻底做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确保危房片区改造工程顺利进行。
在协调会上，有部分职工代表提出解决方案：比照市政府给江南地产的条件，原锁厂工人组成危房改造建设小组，开展生产自救活动，自行引进房屋开发公司来改造危房。
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市委有领导支持此方案。在小范围的会上，该领导说：他们要折腾就由着他们折腾，政府靠得近走得开，免得猫抓糍粑脱不了手。危房改造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肯定比其他人更在意工程质量。只要职能部门好好履职，把好关，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复折腾之后，黄德勇此时已经心如明镜。他作出妥协，以损失自己市长威信为代价，接受此方案，换来危房改造工程尽快动工。在妥协时，他划了一条底线：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严格按工程建设程序走，不能走捷径。
得知此消息后，为锁厂项目操心数月的侯沧海最为丧气。他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小团姐等工人代表密切联系，不断听取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意见，除了医院、小学以外，还增加了锁厂片区小型菜市场、公厕等功能。至此，锁厂片区整个规划设计得到了众多工人认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前期工作全部白费。
张跃武为此专门请侯沧海以及江南地产全体员喝大酒，以示鼓励。
从张跃武的角度来看，他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黄德勇交待的任务，现在任务发生变化，责任在政府，和江南地产没有任何关系。黄德勇还欠了张跃武一个人情。
除了得到黄德勇人情外，还有一个收获是新组建的江南地产运转顺利。有了新公司，做不成这一单生意，可以做下一单生意。在这个时代，生意机会大把大把，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的能力。有了团队，有了资金，有了人脉，何必再操心锁厂片这个这个垃圾桶。
对于侯沧海来说，锁厂危房改造工程没有能够实施下去，实在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他从政法委辞职以后，有过一个从灰心丧气、没有职业荣誉感，到激情投入、拥有职业荣誉感的过程。
在做医药代表时，他很快就感到理想中有医药代表和实际医药代表的差异。
理想的医药代表是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重要纽带。医药代表把药厂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国外，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有很高比例来源医药厂家，来源于医药代表。
正因为此，医药代表具有职业荣誉感。
山南的医药代表制度由外资药企引入中国，一般认为最早引进者是西安杨森。这些大型国际制药企业的多数药物都是自己研发，并有严格专利保护。原研药在进入临床之前，要经过药理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当这些药物进入临床后，医药公司有两个市场需求：第一、从循证医学角度向医生群体介绍药物的功效，使用方法，以及及时反馈不良反应；第二，出于竞争性考虑，希望医生更多地使用自己公司生产的药物。
在医药代表初进国内时，山南最大的三甲医院，药品大约也只有四百多个左右的品种，治疗手段单一，死亡率高。九十年代实，大量外国药企登陆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国内医生受惠于医药代表制度给自己带来的知识和技术的更新。
比较出名的例子是拜糖平。
拜糖平由德国拜耳公司生产，其功效主要是控制餐后血糖。拜糖平刚刚进入山南时，山南内分泌医生根本就不知道餐后血糖在控制糖尿病中的重要性。拜耳公司的医药代表用了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通过文献、教育、资助中国的糖尿病研究等，使医生认识到餐后血糖的重要性，奠定了使用产品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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