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弟太过抬举愚兄了，实在是愧不敢当。然则，愚兄虽为别驾，奈何手中并无兵权，着实帮不上贤弟，亦无法攘助大将军。此一节，贤弟自是心知肚明。如此以来，愚兄还能帮贤弟做什么呢？”
张松难得谦虚一回，这在法正认识他这么多年里尚属首次。
恰是如此，让法正意识到张松一直记挂着刘璋对他的知遇之恩，由此想要说服张松作为内应，只怕殊为不易。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西凉军接下来的出兵动向，就由不得他不答应了。
兄弟情谊固然珍贵，却终归是私情，决计不能与十余万大军的生死存亡相比。在这一点上，法正心里始终保持理智的判断，立场坚定，绝不会因私废公，贻误军机大事。
打定主意后，法正微笑道：“兄长切莫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据小弟所知，兄长时下深得刘季玉器重，州内军政大事均要询问兄长的看法，备受倚重。是以兄长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益州局势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正是小弟有求于兄长施以援手之处。只是不知兄长是否愿意出手相助？”
法正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松已然没有退路。
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其一，严词拒绝法正的请求，而后设法将其送出成都；其二，答应法正，甘愿做西凉军的内应，助其夺取益州。除此之外，张松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更为甚者，一旦张松拒绝了法正的请求，尽管兄弟二人情谊深厚，但经此一事，势必导致友情破裂，自此分道扬镳，他日亦有可能反目成仇，刀兵相向。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谓的公私分明仅限于口头上或表面上，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公和私往往是联系到一起的，根本没有清晰的界线。毕竟，无论是公还是私，其本质都存在于彼此相对的两个人身上。公事没办好，必将影响其前途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便是关乎切身利益；一旦牵涉到利益，个人感情往往服从于自身利益。而友情在切实利益面前无疑是极其脆弱的，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并不多见，说是寥寥无几亦不为过。
沉默片刻，张松终于松口了：“该说的愚兄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只要愚兄力所能及之事，便决不推辞，能力之外的事便有心无力了。因此，贤弟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但我事先声明，决计不做弑主之事。”显然，张松虽然答应了法正做内应，却是有底线的。
法正闻言后神情一松，笑着道：“兄长尽管放心，只要刘季玉识时务，知难而退，他便没有性命之危。兄长应该知道，当年刘季玉在长安为质之时，与我主私交笃厚，亦是大将军府的座上之宾。而他前往益州继任州牧之中，亦是我主派遣精兵强将沿途护送，直至他登上州牧之位后方才撤回长安。更何况，我主乃仁义之士，但凡主动归降我主麾下的诸侯均无性命之危，幽州公孙瓒和徐州吕布便是明证。
前番冀州之战，公孙将军舍身搭救我家主公，慷慨赴义，事后我主为此深感自责。不仅以诸侯王之礼厚葬公孙将军，还亲自为其抬柩守灵，修建大型王陵，并将其子女接入府中抚养。如此仁义之君，实乃世所罕见；纵观古今，唯我主一人也！”
法正所说句句属实，没有半分夸大，公孙瓒为救李利而死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广为人知。正是因为公孙瓒的英勇就义，非但无损李利的威名，反而成就了李利的仁义之名，亦给他披上了几分神奇色彩。
毕竟，世人皆知公孙瓒和李利曾经是争霸天下的对立势力，而李利更是夺了公孙瓒的幽州基业，因此他们二人理应成为仇人才是。然而，当公孙瓒归降李利之后却深受李利信任，并握有实权、独当一面，长期跟随李利征战，并在李利生死悬于一线之际舍命相救。所以，公孙瓒死后其慷慨赴义之举自是备受推崇，然则他甘愿为李利而死，无形中便为李利增添许多传奇色彩，坐实了李利的仁义之名。
试问，如果李利不是诚心实意地厚待公孙瓒，他岂会舍命相救？
是以公孙瓒舍身救主的事迹被广为流传，备受世人推崇，实为风靡一时之佳话，忠义典范。
张松自然听说过公孙瓒英勇救主的事迹，不仅他知道，益州文武和百姓近乎都知道。因为此事传入益州之后，刘璋破天荒地命人撰写告示，全境张贴，大肆宣传。
“如此愚兄便放心了。”张松长嘘一口气，欣然点头应道。
当这些问题全部得以解决之后，法正和张松便凑在一起低声商议具体事宜。
两人商议许久，从正午一直持续到傍晚。然而当夜幕降下之后，法正却悄然离开了张松府邸，带着两名扈从迅速隐没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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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年四月，即建安五年初夏。益州长史、征东中郎将赵韪暗中联络益州各大世家望族，悍然发动叛乱，率领帐下大军攻取巴郡大部，继而进取涪陵，直逼蜀郡成都。
长期以来，益州长史赵韪依仗刘璋的信任，大肆提拔门生故吏，并与益州本土势力暗中勾结，巧借益州世家和士族对刘璋的极大不满，发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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