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列岛上，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中，已经找不到一片完整的瓦砾。
遍地都是烧焦的痕迹，尽管干枯的污血和尸体已经都清理完毕，但是留下遍地狼藉，述说着战争的残酷性。
从古老的东京都，到任何一个人口上二十万的城市，都不复以往的风貌。二十万吨的燃烧弹，已经烧遍了半个日本版图。死伤人口已达一千多万。
如果这千万，放在印度身上，或许不算什么，但是放在日本身上，那就是七分之一的人口。就算是欧洲战场，平民的伤亡数字，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多少在正理废墟的日本人，不由得想起了半年前，繁华东京都上空响起的宣战声。
半年前，古老的东京城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现在这里居住着温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二十世纪43年那个阳光灿烂的12月早晨，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诏书。这道诏书的措辞极为正式，可它给日本帝国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中华帝国宣示战争。
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铲除一切邪恶的根源。”
这个战争宣言于12月2日上午11点40分（东京时间）广播。这个诏书并不是日本天皇裕仁本人所写，而是由那些躲在他背后的阴影里，通过他的神性权威制定政策的顾问们执笔。然而，按照天皇本人的愿望和判断，或许他并不愿意发动战争，而他的年号———昭和，正是昭示和平的意思。以上这些都显示出黑色幽默的意味。
早前的广播新闻（关于战争的消息）震惊了日本7300万人民（整个日本帝国共有1亿人），而诏书的颁布正式肯定了消息的真实性。当天早晨，在东京新桥车站买报纸的日本人———“在迈出三步之后，都马上停下步子以更好地阅读，然后斜着头，再猛然后退。”
一名法国记者这样报道说，“他们抬起头，马上戴回了面具，变得难以猜测。没有对摊主说一句话，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
户崎明是一位东京的报纸编辑，正在整理废墟的他，对几个月前的宣战书，还耿耿于怀。对于日本与西方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宣战书已发表，战争的到来仍使他大吃一惊。“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户崎明后来说，“因为大众并没有做好准备。”
五味川纯平是一个钢铁厂的研究员，对于日本和中华的生产力对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天摇地动一样。”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时日本陷于耗资巨大的对盟军战争已经有三年了，死于战争的人超过28.8万，国内动荡的经济严重干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资都被强行列入定量供应的名单。
如今，再加上这样一个致命的冲突，情况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日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英美，而这一力量，正是它长期以来所仿效、嫉妒、崇拜和仇恨的对象。
与西方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可怕的危机。随之而来另一现实问题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样也没有。即使日本通过征服资源丰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够很快地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战争生产能力还是根本无法和中华相比。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中华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中华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中华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此源于盟军给予的信心和支持，也是一张通往地狱的门票。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当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
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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