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这么讲，可能是礼貌性地跟家长客气一下；好几个老师都这么讲，那就不太可能只是客气了，可以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余妍不得不再次承认，儿子没在高中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电话对面这位已经吃了四十年盐的中年教师，居然还会将孩子父亲当年出的事投射到孩子本人身上，令余妍感到十分心痛。
余妍的大脑摆脱不了混乱，但她仍在试着理清楚要对班主任说的话。又要条理清晰、逻辑鲜明，又要语气委婉、尽量不得罪孩子老师，这道难题，着实难住了她。停顿几秒，余妍向班主任问道：
“不是，王老师，我爱人……他当时是不是故意吃的药，连我都不知道。您是上哪儿确定的？又没啥消息说他是自个儿要求吃兴奋剂的。”
其实，她当然知道。禁赛判决出来的当天，相关负责人就明明白白告诉了她。杨越没有被他的教练或者队友陷害，也没有误服乙酰唑胺，他自己去了黑市药贩子那儿买了些违禁药品，在国家队选拔赛之前偷偷吃了点。对此，他供认不讳。
但这不代表班主任的论断有理有据。杨越对兴奋剂调查机构坦白了真相，这不假，但这件事并非发生在秋常市，而是发生在遥远的江苏，并且，知晓这件事的所有人，都对此严格保密。换言之，杨越是不是主动去吃的药，班主任根本无从知晓。既然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说他是故意去触犯禁药条例的，凭什么说他偷鸡摸狗，又凭什么说他儿子也跟他一样偷鸡摸狗？可余妍又没底气去质疑班主任混乱不清的逻辑。老师“推理”的过程，固然是错的，错到南天门去了，但结果的的确确是对的，完全正确，杨越他就是故意吃了禁药。抱着歪打正着的结论，班主任完全可以将余妍所有的质问当作耳旁风。
“用不着问咋确定的吧？”隔着从俏皮黄油到省实验中学的距离，余妍都能看到，班主任轻松地挑了挑眉毛，“运动员里头那些吃药的，个个都说自己是误服的，个个都说自己是不小心吃进去的。再说了，我质疑您爱人没有证据，那您刚才说，您家孩子绝对不会骗人，不也没有什么证据吗？是不是？”
两年来，跟孩子班主任接触的时候，余妍从来不会跟对方动真格，只会顺着她的思路，说一路“好好好，我知道了”。她从未预料到，她会有不得不跟班主任正面交锋的时候。她也从未预料到，认认真真跟班主任沟通，居然会比她想象的还要困难上百倍，必须压抑着时刻想要挥起的拳头——其实，即使挥得起拳头，也没什么用，只会是打到棉花上。
余妍开始大口大口喘气。瘦弱的她，喘气却越来越粗，粗得连她自己都能听见。
“王老师啊，我是没证据证明儿子的清白，”余妍说着，左手一伸，飞快地抹掉快要从左眼眶滚出来的眼泪，“可他是我儿子啊，老师，您说，当母亲的，有不了解儿子的吗？”
“您想相信就相信吧，您儿子可能没您想象的诚实守信，”班主任话里的嘲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发明显的冰冷，“我建议您好好了解一下，多注意您孩子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任何作弊的蛛丝马迹，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您家孩子犯了错，但是跟我自首了，我可以帮着在校长那儿争取一下，处分应该就是个记过，不会让他留校察看，也不会开了你家孩子。如果学校这边找到证据了，抓到人了，才承认自己犯了错，那么，您儿子会受什么处分，我们当老师的就管不了了。”
余妍死死咬紧上下两排后槽牙。为了避免班主任再跟儿子找更多的茬，她只好对电话那边的班主任说：
“行，我这个当家长的，一定会对多注意注意我家儿子，管严点儿，待会儿，我撂了电话，得好好问我家小子问个清楚。老师您放心吧，我不带包庇他的。”
“好，我先相信你，”班主任的语气恢复到平常，“放心，我们只是想知道您孩子跟这件事有没有关，不是要怀疑您家孩子，更不是要冤枉您家孩子。”
“好的，”余妍每说几个字，左手都条件反射地往肿了些的眼睛上擦，“还有别的事情吗，王老师？”
“您家孩子下学期不是要出去集训吗……”
余妍又和班主任聊了几句，聊她儿子集训期间回校进行高考报名的事。聊完，班主任先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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