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光缆施工回来的那天中午，蒋古日硬逼着他去营军人服务社，兑现两包沉香的场景，梁荆宜就觉得心里憋屈。
日哥，我有说不给你买吗？这是当时他最想说的话。
后来烟是买了，但落得个心里不爽。
这事他还不能拿出来讲，毕竟当初是自己答应过人家蒋古日的，师兄陈进文可以当证人。
如今机会来了，梁荆宜脑子一转，先找点补偿。
“排长让我写，我肯定写，但是你也要表示一下。”梁荆宜把信纸扔在蒋古日的下铺，拿了个小板凳坐下。
“给你和班副跳个你们最喜欢看的霹雳舞。”蒋古日麻利地扭动腰肢，跟着就是一通手舞足蹈的狂嗨。
“来点实际的，趁有线班的人没有回来。”梁荆宜可不想在这看了不下于十遍的霹雳舞上浪费时间。
“水饺。”蒋古日没当兵之前干过司机，同班战友的意思他不会不懂。
梁荆宜默默点头，这正是他想要说的。
相请不如偶遇，况且宿舍里排长不在，有线班的几个“临客”也不在，人少好办事，三碗水饺也花不了几个钱，蒋古日决定中午就把它落实了。
三人下了菜地，蒋古日单枪匹马去提货，剩下的两人坐在工具棚后面等待。
光缆施工回来后，连队的伙食不升反降，连之前经常可以看到的大肥肉，都少了很多。有些人给炊事班长屈大全提意见，说他再这么抠下去，连队没人干活了。
可屈大全却把责任全部推到连队领导身上，他说，每天的伙食费标准就这么多了，你想吃好的，有本事找领导去申请啊！
屈大全的话，立即成功引起了很大一部分老兵的强烈谴责，后来这个情况被副连长余辉斯知道了。
他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出解释：第一，炊事班长屈大全说的是实情，伙食费固定的是每人每天六块五，只是说话的方式不对，让别人听了不舒服；第二，关于有些老兵反映伙食差的问题，这要站在连队的角度去考虑，有时候吃得好，有时候吃得差，是炊事班一个调节问题。比如临近节假日，连队要组织加餐了，炊事班肯定在加餐之前。会把伙食调整得低一点，不然哪里来的加餐费；第三，连队的家底今年相比去年同期，出现了一定的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出去打演习和挖光缆，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连队也在想方设法，把这些花出去的钱，给一点点补回来......
因为这个原因，节约，才成了这段时间炊事班的主旨。
伙食差，成了全连人每天谈论的焦点，还有部分老兵说，元旦在外面光缆施工没有加餐，为什么连队现在不给补回来？
最悲催的莫过于炊事班长屈大全，作为新一代的“背锅侠”，因为这个事，他成了受全连千夫所指的“罪人”。
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很快囫囵吞枣般下了肚，可事迹报告却八字没有一撇。
被水饺胀到清醒的梁荆宜一拍脑门，他想到四班工具棚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对，是时候让它发挥余热了。
四班工具棚的钥匙，他只是把杜军安的那一把给了陈进文，而自己的那把，一直还带在身上。
这下好了，不用求人。
打开工具棚，那张《人民QX报》依然老老实实地躺在老地方。
闭门造车他不会，但是搞一篇“高仿”的事迹报告出来，他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既然教导员写的是“从茅草屋走出来的军官”，那么结合蒋古日的身份，写一个什么样的标题，才会吸引到读者呢？
他又一想，不对呀，教导员写的是刊登在军报上的文章，而我所要写的这个是什么？是一份事迹报告，它所面对的不是读者，而是听众。
细想之下，似乎这两者之间又没有多大的联系。
到底该怎么写呢？这水饺，好是好吃，但是吃了之后，嘴巴不好抹干净。
王勇学是不会管梁荆宜会不会写的。
虽然他是个高中生，据说还学的是文科，可梁荆宜和他呆在一个班一年了，几乎没怎么见他写过信。
哪怕王勇学经常还会挂在嘴边，说要交什么在书上看到的笔友。
笑话，一个收不到信的人，他能交到什么笔友吗？
思绪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最终回到原点，一切只能靠自己。
其实在蒋古日的身上，可以挖掘出来的闪光点也不少。
例如，他是少数民族的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他加分；再者，他以前在家是开大车的，并且有驾驶证，但是到了部队后，却没有选择去学驾驶，为什么？就为了他喜欢的炮手专业，他喜欢挖驻锄，他喜欢看炮弹从炮膛飞出去的那一个瞬间；还有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刚开始来部队的时候，不管是上教育课，还是学习条令条例都很吃力。可是他不服输，托人从书店买来《新华字典》，晚上战友们都休息了，他却借着外面的路灯光，在努力识字背书。新兵连考核，他的理论成绩达到了良好以上水平，超过了一大批初中毕业生......
这么一想，梁荆宜对事迹报告该如何下手，心里顿时有了谱。
下午连队安排的是搞生产，排长给他特批，让他就留在宿舍写报告。
心中有数，脑里有货，一个个字从笔尖源源不断地被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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