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攻伊始，挡在诸部乡兵面前的当头问题是，情报问题。
出军在外，首先得知道路途，可巨鹿军作为一支外来军队人生地不熟的，几乎是两眼一抹黑，纵是招募乡人做向导，乡间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而频繁更换向导，又极影响行军效率。
行军作战最有效率的探路方法是，以向导结合斥候，以斥候为前驱，由斥候来作为大军耳目替大军探路，可问题在于，斥候人手不够。
协防诸郡的巨鹿军士卒每队只有五人，这五人要协助乡人构筑防线，要征集粮草兵器，还要征兵，要练兵，要对纪律严防死守，故而在作战手册中每队五个乡兵都详细划分了各自的职使，每队五个乡兵，有征兵官一人，练兵官一人，军法官一人，征粮官一人，剩下的最后一人，为斥候。
每一地，巨鹿军只有斥候一人，所处地域人生地不熟的，区区一名斥候完全无法胜任引导大军的任务，但，斥候无法在一日之内摸清路况，不意味着花三十日时间还摸不清路况。
巨鹿军在各地驻防了一月，斥候同样在外忙碌了足足一月，斥候仗着马匹的超强机动性，一日就可探查百里，三日就是三百里，在长达一月的漫长的时间跨度上，斥候足以把方圆几十上百里大大小小的路全部探查完毕。
这又是十面埋伏之法精义的运用，斥候们的努力成果累积了下来，三百名斥候可以引路，一名斥候花一个月时间一样可以引路。
在行军的最开始的几十上百里路，不管各部从哪条道上走，在路边必能找见斥候留下的引路标记。
斥候留下的标识总共有两套，一套为引路纸旗，一套还是旧的插枝垒石之法，按李孟羲等人的想法，双重保证更为可靠，结果高层显然误判了情况，按张飞在洛阳的经验，张飞在洛阳时假借官府之名立下聚兵旗帜，并恐吓百姓们谁敢乱动旗帜必处以极刑，在洛阳，百姓真被吓住了，百姓不仅不敢乱碰旗帜，还怕万一旗帜没了被官府怪罪不得不派人日夜盯守着。
有先例在此，巨鹿军一众高层认为，按同样的方法，应该能禁绝百姓随意破坏之举，可李孟羲也好关张刘备也好，他们都忽略了，情况不同了，在洛阳能恐吓百姓，在诸郡乡野也能恐吓百姓，可此番，巨鹿军的威慑力因为巨鹿军诸多收买人心建立信誉的义举所冲淡了。
百姓们见到了巨鹿军行事仁义，还受了巨鹿军送出的药材，当听到巨鹿军说“谁敢乱动旗帜就杀谁的头”的说辞时，百姓们不怎么信巨鹿军会轻易杀人。
巨鹿产的纸张是稀罕物，纸旗遍地插的都是，百姓们见了能不偷摸的想给弄回家去，为此付诸行动的人不在少数。然后，旗帜被偷了，哪怕巨鹿军士卒知道旗帜是谁偷的，也根本没办法惩罚，因为旗帜事小，与乡人交恶事大，所有巨鹿军士卒都清楚的知道铁律是——协防事小，人心事大，无论如何，宁可打败仗，也绝不得罪百姓，绝不与百姓积仇。
有这么一条铁律压在头顶，旗帜被偷了就被偷了，顶多只能口头警告下，好了，百姓们一看巨鹿军态度这么好，更加肆无忌惮了。
随着大量旗帜被偷走，偷盗越来越严重，引路纸旗这一项布置彻底废了。
群众中间有坏人啊，李孟羲总把百姓们往好的地方考虑，他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只用恩义不用威慑，不足以百分之百统御人心。
在只剩下一套标记系统的情况下，仅剩的这套标记依然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斥候们在路边留下的标记是这样的，斥候们仿照十二生肖旗的思路用十二生肖进行十二进制编程，具体方法是，由起始点开始，沿着道路一路朝前，隔个百十步，就在路边留下一只老鼠的标记，再隔百十步，留一只老虎标记，再百十步，留兔子标记，以此类推。
等第一轮轮完，只用了十个标记，就往前标记出两里多地去了。
然后，递进到二位数，可标记一百四十四个地方，进到三位，再乘十二，等进到四位五位的时候，数量已经够标记几百里都用不完。
一支乡兵队伍在蜿蜒曲折的大道上行进着，前方带队的巨鹿军军官时不时走走停停在马背上翻上翻下忙个不停。
前边路边又见堆着一根斜插着的干枯枝条，军官赶到近前，看到枝条左近，地上刻画着小小的【猪猴】两个字迹。
见到这个字迹，虽不识路途，也不知身在何处，也没有斥候跟在身边，但百夫长知道自己大抵没有走错路。
再往前走了一截，前方又见字迹，字迹正顺着顺序，这表明行进的路线正是斥候指引的路线。
于大多数队伍，在最初的行军阶段，因为情报支援足够详细，几乎没有大差错，但也有的队伍走着走着发现路边的标记乱了次序，一失去方向，队伍就如同无头苍蝇一般不知该往哪里去了，以为迷失方向的指挥官派出了侦查人员去四周打探情况，结果往前走不二里地，在路边又遇到了另外的标记。
产生混乱的原因是，道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在一起，顺着一条道走着走着必然会跟旁的道路遇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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