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妥善安排来投效的数名甄氏族人，让李孟羲感到了一些为难。
虽说甄氏族人的已经决定投军了，但毕竟甄氏族人跟普通士卒不同，甄氏族人有非同一般的政治身份。
按义军惯例，无功就绝无封赏，所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军中跟外来，应具为一体，哪怕来投效的是赵子龙，哪怕赵子龙有天大本领，彼初来乍到一功未立之时，不能立刻赏官，赏则对军中士卒大不公。
故，但有来投效者，不论是谁，应放于军中体系当中从头做起，要是真有本事，在义军功赏分明的体系中不难露头。而要是，堂堂赵子龙竞争不过普通士卒，那凭什么要重用他。
去年清查黄巾旧部从中找到黄巾旧将廖化周仓之时，李孟羲未多加考虑立刻就将诸黄巾旧将提拔到了高位，当时，刚于巨鹿落脚，军中有功士卒还未提拔，就先提拔了黄巾降兵，这难免会伤了将士之心。
所以由此开始，在军中再吸纳新人，不得有丝毫特殊，丝毫偏私。
李孟羲一直认为法度刚正不阿，不能有半分模糊和通融之处，可今次，与甄家的交涉，甄氏展示了惊人的财力，若想与甄氏一族加深联系，那就理应给来投军的甄氏族人以高位，以此来表示出诚意。
可，两难之处就在这里，要是提拔毫无功勋的甄氏族人，于军中其他士卒大为不公，可要是不加以重用，又似乎有看轻甄氏，有薄恩寡义之嫌。
李孟羲犹豫了又犹豫，他在两难之间，最终选择决定恪守规则。管他甄氏多有钱，管他甄氏有多大势力，来了军中，就得服从军中规则，任何人来都无例外。
细思起来，关键不是提拔个几个甄氏族人的问题，而是，有无公道。
提拔了几个甄氏族人，利处是，能与甄氏加强联系，这给义军带来的收益很大；但细思，除了收益以外，另还有代价。代价是，一旦多了例外，就立使军中公道荡然无存，提拔了几个甄氏族人，会挤掉好几个更优秀的人才的位置，按甄氏那般豪族的眼光，区区伍长什长，人家肯定看不上，连百夫长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最少得给个千夫长职位。
给出了一个千夫长职位，这个特殊提拔的千夫长，因不是从竞争中选出来的，那大可能，这个特殊提拔的千夫长，能力与职位不配。
于是，在平常战事，还无妨，能力突出的千夫长跟能力一般的千夫长，发挥的作用没太大的差别。但，就怕极端情况，极端情况下，人和人能力的差别就突显出来了。
经正规渠道竞争上来的千夫长，能力更优秀，于是在残酷的艰难的关键战斗中获胜。
而要是能力稍差一点，在残酷的战斗中，要么兵败，要么就意志不坚定，望风而逃了。
千夫长这个职务，掌千军之重，一千士卒，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一千兵力之巨，已足可担任追击断后守城等等要务。
一个能力稍差的千夫长，其造成的最大破坏，能让一场追击战功败垂成，以致让敌人逃得生天；还能会导致断后失败危及全军，再致全军大败；又可能，会导致一座关键城池失守，造成更可怕的战略层面的溃败。
甄氏带来的些许助力，比不过军败城失的隐患。
再有，额外提拔，本身就是不公，不公就意味着，有人不服，军中士卒不服，后来“投资”的其他豪商豪族也不服。
日后，若又有一世家派子弟来投军，也被提拔成了百夫长，结果，世家认为，甄氏一商贾之家就能任百夫长，我某某氏，祖上累代高官，凭什么也是个小小百夫长？与竖子同阶，欺人太甚！
用不公道的方法来行事，带来的隐性负面作用会远大于一时的正面作用。
所说的权财交易，若是此番因甄氏提供了巨量钱财，就因此不顾规则把甄氏族人提拔到高位，这不就是典型的权财交易。
若不恪守规则，在严格的功勋体系中开了一个口子，后果必然是日渐深重，权财交易的后果会是什么，那么不久的将来，这些后果必然出现在军中乃至整个军政体系中，权财交易的后果有多严重，义军的遭受的反噬就会有多严重。
不给甄氏族人以任何额外特权，这样，军中公道无损，将士奋进之心不摧。全军上下所有军官全是一级一级实打实的军功升上来的，那全军军官有一个算一个必然都是能力过硬之人，这就使义军因指挥官能力不足而导致战败的可能，降到了最低。
不仅如此，不给任何人以优待，无论是巨商甄家，还是其他任何一个豪门的子弟来投军，全都一视同仁，全都从头做起，这反而，所有人都没意见了。
经种种考虑，来投的数个甄家年轻人，不能给任何官职，哪怕伍长这么小的官都不行。
以往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此时发挥了作用，普通士卒跟普通士卒还不一样，普通士卒有普通刀盾兵，普通枪兵，普通弓弩手，普通骑兵。
兵与兵有高下之分，最高富帅的兵种是骑兵，骑兵有战马，战马等于配了一个豪车。
之前与黄巾连连作战，不停的抓到黄巾大小将官，针对这大大小小的将官，最好的安排方法是，所有将官全部解去兵权全部塞到骑兵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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