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是把骑兵兵员抽出来之后，又不加管理，散了回去，就等于白浪费了一番功夫。
所以，对包括骑兵兵员，当过猎户射箭水平比较好的弓弩手兵员，还有擅长山地行走有组建山地部队的兵员，挑选出来之后，都单成伍，作为二线部队，被放在中军协助管理民夫营数量众多的民夫。
当时商议出的安置各类人才的方法很完美，一是便于管理和维系这些较为难得的人员，二是，在日常协助管理民夫的时候，每日巡营放哨之类的简单工作也是锻炼。
对屠夫队伍的安置方式，按前边很成熟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单编一伍，编入辎重队中的。
屠夫营组建起来了之后，大致会是最穷的一营，木匠营可以一斤一斤的挣粮食，只有屠夫营，要是遇不到有牛有骡子死，可能半年都干不了一次活儿。
激赏之法在此情况下，不太好用了，但也能用。
农村杀猪的时候，请人帮忙，村里人帮忙杀完猪之后，主家让让帮忙的人捡点肠子啊猪肚啊什么的拿点拿回家去作为酬劳，因为猪肉值钱，人家留着卖钱呢，而猪肚肠子之类的，不好卖，所以，礼节一来一去，帮忙杀猪的人拿点下水刚合适，拿肉就不太好了。
屠宰牲口的话，工作太细太杂了，不能像做板车的木匠那样，每做好一辆板车赏多少粮，也不能像做杂活的木匠那样，把活轮着来做，屠宰工作，有剥皮剁骨剃肉等等工作，不好细分。
所以，量化激赏之法，比如谁剃多少肉赏一斤粮，量化激赏之法，不好用了。
既然精细的激赏方法不好用，那就粗放好了。
就按前世农村杀猪那样，宰完一头牲口，让屠夫们拿点零碎的下水当奖励。
现在不同寻常，灾荒年间，粮食都金贵的不行，又何况肉食，虽只是一丁点杂碎，但杂碎也是肉，规定每宰完一头牲口，允许拿一点杂碎，屠夫们为了多拿到一点肉食，大概会想着快点干完然后去宰下一头。
如此，激赏的效果还会有，能提高屠宰匠们的工作效率。
和之前所有生产工作一样，不管是编草鞋，编树条筐，还是之后为关羽部做的携行具，为了促进生产积极性，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各自不同的激赏策略。
激赏之法既要起到足够的激赏效果，又要控制好成本，事情虽小，却不好把握。
当时，李孟羲经过深思熟虑后，结合目前的义军的条件，认为是，每三两天的工作时间，赏的粮食够吃上一顿饱饭，激赏效果就足够了。
即，按一项工作所需的工时和劳动强度，平均两日的工作工时，赏额是一斤粮。
这个标准，是义军现在最核心的商业机密，李孟羲除了跟刘备背地里说过，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提过。
甚至有次，傻乎乎的鲁犁问，为何做个板车是五十斤粮呢，李孟羲并没有告诉鲁犁实情。
因为，一旦这个“工资”标准被揭露，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会比较聪明，下次再有什么新活，比如蹂制皮革，不懂任何技术细节的李孟羲去问，问皮革匠人，问揉制一张牛皮得多少时间？
长了心眼的皮革匠于是把工作量往大了说，然后，假设蹂制完一张皮子，需要四天时间，也就是官方需支付粮食，两斤。
而因为“工资”标准被匠人们知晓了，皮革匠故意把工作量说高了两倍，四天能熟完的皮子，说八天才能熟完。
于是，官方需支付粮食，就得支付四斤。
区区几斤粮食，多给匠人们点粮食其实无妨。
但因为有人虚报了工作量，让李孟羲，甚至所有高层都错估了皮革的生产速度，由此又造成对军备生产速度的错估，对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商鞅的驭民五术所言，让百姓越愚蠢越有利统治，虽然这么说很黑暗，但是不得不说，方法真的很有用。
就拿现在军中的激赏体系来说，若让民夫们知道李孟羲是如何额定赏额的，那么知根知底之后的民夫们，就开始故意拖慢速度，对生产效率是极大的破坏。
民夫们任劳任怨，干活积极，但还是蠢一点，别那么聪明的好。
即要日后把屠夫编入生产序列，即要用激赏之法，那么就要先弄明白，每宰一头牛或是一头骡子，需用的工时是多少。
正好，今日第一次见屠夫们宰牛，正好大致算一下时间。
当太阳至天空正中，正中午的时候，三角架子上一头黄牛，被剃的只剩一副骨架了，在稍远的地方，另一个三角架上，那头和黄牛一起被淋死的骡子也被剃的只剩骨架了。
嗯，从大约早上七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大致四五个小时时间，可以把一头牛，从完整的状态，变成一副骨架。
其中，解牛和剔牛身上大块的肉用的时间不多，把肉从骨头上剔下，用了最多的时间。
李孟羲在一旁观察的很清楚，宰牛的时候，四五个人就完全够了，人再多其实也用不上力，牛就那么大一点儿，围满了，也就围四五个。
倒是牛从整只，拆成散落的牛骨之后，从牛骨上剔肉的过程，人手越多，肉剔的越快。
还有，在前边把牛抬着，往三角架子放，两头的人加起来六七人足矣。
也就是说，不同于木匠营，木匠营做板车，十人一组人力刚好够。
屠夫队伍如果编队，六七人一伍才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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