嘚嘚，嘚嘚……七八名身着红色战袄的边军骑兵不顾初春的丝丝寒雨策马而来，到了总兵衙门门前，老远就将腰牌一抛，扔给门口的兵丁，大声道：“宣府总兵镇标中营夜不收回镇复命！”
门口卫兵接过腰牌的同时，这几人早已齐刷刷翻身下马，动作娴熟得丝毫不像汉儿——好吧，他们的确不是汉儿，而是正宗的蒙古人，只是早已归化，在马芳军中都干了快十年了。
这情况在一些不了解明朝历史的后人看来或许显得很是荒唐，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很平常的现象。更何况，马芳领兵一贯很有蒙古人的风范，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蒙古人还像蒙古人”。
马芳的履历说起来那真是满满的正能量：他出生农家，十岁被鞑靼人掠去当奴隶，在草原摸爬滚打了十年。二十岁时，马芳只身一人逃回中原，投到大同总兵周尚文麾下参军，后从一名小队长成长为蒙古克星。
对比嘉、隆、万年间另外两位将领，李成梁的威望与战功虽然也是打出来的，但多多少少有些华而不实，乃是所谓“养贼邀功”而来；戚继光固然战无不胜，但其最根本也最卓越的能力在于军队的建设于操训，从戚家军与后期的长城战法和火器使用来看，这绝对是一支准近代化的队伍，换句话说，别人家的兵换了大帅可能就不能打了，而戚家军则不然，谁带着都好使。
而马芳却是独树一帜，他凭借年少时对蒙古人习性的了解，在大部分明军面对蒙古骑兵只能选择防守的情况下，常常主动出击，“先敌打击”。从宣府到大同，从大同到怀柔，经常动不动就玩个上千里穿插包抄的活儿，俨然是穷苦版的霍去病。
当时大明各边各镇，既有汉儿流落蒙古，也有蒙古健儿流落汉地——算起来，反倒是蒙古人来汉地谋生的要更多一些。
然而汉人去蒙古，多半是去做些垦荒、筑城、修路铺桥之类的工作，而蒙古人来汉地，能做的工作就更小，十有八九都会直接去参军——他们除了善骑能打，其他方面的才能在大明这边实在乏善可陈。
后世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大明后期真正能战的边军主力，其实早已不是汉人，而是所谓“蒙古雇佣兵”——因为北边将帅们的家丁中就以这些人为主。
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蒙古健儿在大明军队中所占比例之高，所贡献的力量之大。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蒙古问题“几乎”不用靠打仗就可以摆平，北边各镇的这种情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汉人有句话叫“皇帝不差饿兵”，这个道理在蒙古也同样管用——不是说你黄金家族的后人喊一嗓子，我就要自备干粮、千里迢迢赶来为你卖命的。因为反正都是卖命，就算我除了卖命其他啥也不会，至少我可以选择把这条命卖给出价最高的那个人。
大明边军虽然穷，但克扣那些不能打仗的卫所并军饷来收买、供养起一支听话、能打、夹杂了不少蒙古人的部队，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守门士兵快速查验了一下腰牌，连忙挥手示意让开大门，顺手客客气气地将腰牌递还过去。
本来几名夜不收打算直接去白虎堂，谁料旁边内书房那边传来一声：“别乱窜了，老夫在这边，你们几个小崽子过来。”
被称作“小崽子”的几名蒙古健儿出身的夜不收不怒反喜，脸上都露出得意的笑容来——不是他们有受虐倾向，而是他们知道自家大帅的习惯，大帅只有对军中晚辈中的佼佼者，才会将之唤作“小崽子”。
这是昵称，而不是怒骂。
几名夜不收上前见过自家大帅，马芳虽然心中焦急，面上却仍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笑骂道：“怎么着，带着老子给的钱去了趟京师，今儿回来都他妈迟了一个时辰！是不是去那花街柳巷，一个个爽得都走不动路、骑不稳马了？”
众人哄笑，领头的那夜不收也笑着回答：“哪能啊大帅，小的们知道分寸，花街柳巷能去当然是要去的，可要是玩到骑不稳马，不用您老发话，咱们自个把脑袋拧下来给大帅当夜壶！咱们马家军什么规矩，弟兄们谁还不清楚？”
马家军的规矩就是：你能打仗，别的小毛病老子可以忍一忍，你他妈要是打仗缩了卵Z，老子就干脆割了这副卵Z送你们进宫侍候万岁爷爷去。
这……很土匪，但很管用。
如果有人认为马芳这副脾性实在是作死范十足，这般为官迟早出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芳是典型的粗中有细。
论为官，马芳有时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很不上路子”的人。宣大总兵仇鸾在任时，虽打仗草包，搂钱却精明，山西当地将官每逢过年都要按惯例送礼，美其名曰“冬礼”。而马芳非但不参与，更常借口“过年加班”远避之。后来仇鸾获罪，朝廷“秋后算账”，马芳成了山西当地军官里少有的“清白人”。
继任仇鸾的宣大总督杨顺更是混账，每逢蒙古骑兵侵扰时，他只会闭关求太平，只在敌人退走后才假摸三刀的出来追一气。更让人发指的则是，他竟命部下时常屠戮逃难的汉族百姓，割头后剃发冒充蒙古兵以充边功。对此禽兽行为，马芳愤然抵制，严令属下“敢有随之杀良冒功者立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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