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推这个制度，后世有人将之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皿煮选拔制，但本书前文中对此已有所述，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至少有明一代的廷推与皿煮基本没关系。
不过大明一朝还是很喜欢用推举这个手段来展示官员得位之正的，于是廷推就与类推、部推、敕推一起，构成了明代官僚铨选最重要的部分。
理论上来说，廷推的推举对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抚，而参与者是阁臣与大九卿。以参议推升之官员票决的结果，作为皇帝参考的主要依据。
这与类推(参与者为吏部，推举在内六品以下与在外五品以下官员)、部推(参与者为吏部，推举小九卿、方面[如兵备道]、知府等)、敕推(参与者为九卿、科道，推举阁臣、吏兵二部尚书、总督)相结合，形成了公意表达的递升。
考虑到科道官僚的选举亦参照公意，明代的铨选同时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公意表达的循环，并凭此作为对抗皇帝特简的办法——皇帝拒绝廷推结果，实际上是间接否定部推、类推的结果，并可能影响敕推的合理性。
这么一说明，诸位看官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推荐阁臣不是应该叫敕推吗？
是的，正式来讲的确叫敕推，只是后来这两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慢慢的就都以廷推来一概而论了。
这种推举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并且延续下来，其实有两点最根本的原因，这两个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
其一是，推举制度方便省事。这个其实很简单，满朝上下那么多臣子，作为皇帝而言，他可能连“全部认识”都做不到，遑论知根知底了，因此有些职位并不一定都要仔细考虑。让大臣们拟定几个人选，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这有点儿像后世的人们用电脑，当懒得动脑子、或者面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时，电脑会为人们推荐几个选项，人们只要作个简单的选择就可以了，相当体贴。而对皇帝而言，推举出来的这几个人选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用谁不是用？
从这一点上来看，还能顺便想明白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阁臣绝大多数都有“帝师”经历(这里是指做过日讲官)。
答案很简单：你做过日讲官，皇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相较于其他仅在皇帝脑海中存留一个名字作为符号的官员来说，优势当然大了无数倍。
推举制度可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则是对于皇帝而言，这种制度并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权。
这是该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事实上，明代的廷推其实只是个推荐过程，而并非参与讨论和推举的大臣们有最后决定权。关键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皇帝的手里。
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在后世的现代社会中，实行君主立宪的皿煮国家也会搞这一套。譬如英国女王，不要说英国本国的首相，就是前几年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选出来了，但也必须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批准，才算是正式生效。
当然了，英国这个做法基本已经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形式而已，还从没听说过“从善如流”的女王陛下有不批准的时候。
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最大的差异也是两点：
一则廷推所推举出来的人选不会只有一个，通常是两、三人，而最后由皇帝做最后定夺。换句话说，即便你入围了，成为了被推举的人选，也不是说那位置就已经是你的了，你还是有竞争者存在的。
再对比英国来看，你肯定没听说过近现代社会还能推出两、三名英国首相候选人，然后再让女王来选的事情吧？假设真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还会觉得英国女王只是个摆设吗？
二则廷推的人选是可以被驳回，甚至被直接跳过的。这一条本书前文有述，此处只简单举例：嘉靖时的张璁就是被中旨特简入阁，隆庆时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简入阁，这都是跳过廷推的例子。
至于驳回，也是有的，原历史上的朱翊钧就干过这事：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廷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于是触怒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选也被皇帝驳回，要求吏部重新拟定。
所以综上所述，廷推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终决断权始终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当然这并不是说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
这个意义的来源，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
这种思想，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
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逸于使人，而非威福自专、权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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