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昺多年的古代生活，他对儒家思想体会就是平和，即所谓的顺势而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而为什么“一天下”之后，还要“一制度”？
按照赵昺的理解，所谓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认为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实其所指也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一天下”仅仅是初步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一种浅层次的统一；由此继续向前迈进，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
“一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统一制度。而在儒家那里，制度主要指“礼乐刑政”，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典章制度，包括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总之，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赵昺在这个时代，尽管有现代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识，但思想意思终归还是受到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后幼年也要被动学习儒家经典，他尽管对学习儒家经典十分厌烦和抵触，可也被洗脑似的灌输了大量的儒学知识。
在儒学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赵昺学习的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发现其实制度是儒家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而非表面上所看到仅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约束人们的行为，当然这也是他们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击败诸多学派成为统治阶层的原因。
因为在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统一之际，必须立即着手收拾残破的局面，整合社会，恢复或者重建社会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会既靠政令，尤靠制度。这是因为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同一标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标竿、尺度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划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会，安排社会秩序，能够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并保持其一贯性，从而也就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所以“一天下”与“一制度”合起来，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统”。且必须从一开始就贯彻执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针，这与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可以说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与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则难免产生冲突，以其让朝堂动荡，当然弃之不用最为简便！”赵昺看向刘因言道。
他明白与制度上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最难的，自己花费了多少精力，又打压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骂名，才勉强让朝廷上的声音趋向统一。而南北儒士不论学术上，还是执政理念上的争执早在大宋开国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数次党争中也有南北之争的影子。
现下南北隔绝二百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学术和观念上有着巨大的鸿沟，要想将他们重新整合在一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当初赵昺想将那些依附于蒙元汉侯的儒士一同除掉，就是欲避免思想混乱产生的内乱发生。
“陛下就因此而要断绝了中原儒士的前途，这未免过于武断了吧！”刘因听了缘由皱皱眉道，“外界盛传陛下崇法弃儒，以严刑厉法治国，而不重道德教化，吾尚有疑问，如今面见才知是实。而当下对中原儒士持有偏见，背离儒家正统，也必被民弃之。”
“静修先生此言差矣！”赵昺言道，“《荀子·儒效》有言：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是大儒者也。其早在群雄争霸之事，就已经认识到天下必然一统，‘一制度’才是立国之本，怎能说朕已经背离儒学正统呢！”
“孔圣重仁，孟子重义，用之得以传国。荀子明王道，倡礼、法，而李斯以其所学乱天下，乃至秦二世而终。”刘因反驳道。
“始皇虽被后人视为暴君，不知攻守异数。但是其知天下一统‘一制度’的重要性，其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推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等，却是维护大一统行之有效之策。”赵昺喝口茶，递给刘因块点心道。
“因此秦虽二世而灭，但是其制定并实行的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千年，为历朝历代所效仿。可见一制度”既是“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大一统”藉以长久维持的不二选择。”
“陛下所言甚是！”陆秀夫接言道，“汉代秦后，推行以儒治国，曾反对秦制的儒士却极力倡导‘大一统’，彼时的儒士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新儒学则是政事练达的条件。”
“汉儒对传世儒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弥补了以法治国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王的权威加以限制，借此完善了国家制度。可以说彼时的儒家已然异化成为吏治国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撑此后千年的政治体系！”
“可见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汉儒爱好功成名就远甚于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统已非彼正统了。”赵昺略带讥讽地笑道，“汉家走的其实是一条彻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其实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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