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与文天祥在拜访了小皇帝之后，虽然觉得陛下所言有些不大靠谱，但是也将信将疑的对此作出了应对之策。而事实很快验证了其所言非虚，蒙元朝局的走势与小皇帝的预测即便完全一致，却也八九不离十，真金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将军权归于蒙古人、财政归于色目人，政治上依靠汉人的体制。
随着伯颜受命回京，与三皇子铁穆耳前往上都出镇西北，桑哥也在汉臣的反对声中入主中书省，他的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自己主政的中书省——钩考中书省。钩考与现代的审计意思相近，就是通过核查账目来清查钱粮，理清账目。
应该说桑哥这手很高明，他通过检校中书省，便查出了亏欠钞近五千锭，昏钞近二千锭，这也便给了他整治中书省的借口。如此一来，一大批中书官员被罢免，桑哥也在严厉整治中声威大振，于是他借机将钩考范围扩大到各个部省
在蒙元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贪污和收受贿赂已经成为常态，若是说无官不贪可能有些冤枉他们，但是十官九贪却也不过分。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于是乎又有一大批中央官员被罢黜，而前时主政的汉官也难逃失职之罪，受到了牵连，遭到桑哥的弹劾而落职，或是忌惮于其威慑不得不与其妥协。
在桑哥严厉的打击下，蒙元朝廷可谓一夜变了天，大批官员落马，没有下台的也是人心惶惶，纷纷倒向其以获得庇护，而不少人也开始走他的门路以求授官。仅月余的时间，桑哥借钩考之名打击异己，提拔亲信，迅速掌握了中书省大权。
不过桑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借机上奏真金成立‘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钱粮。真金也没有想到自己执政两年来，大批朝臣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行奸，遂准其奏，令其钩考天下钱粮。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通欠钱粮，期限严急。
桑哥所为从政治的角度看应该是十分聪明的，他在上奏中称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且又不会伤及百姓。这很符合真金的胃口，也与‘民为重’的儒家理念相合，进而得到大汗的支持。而桑哥却借此扩大了势力，打击了地方上素以自己不合的汉臣，空缺又被色目人和蒙古人填补，理财派再度掌握了朝政。
另一方面，真金采用月赤察儿之策，再度重启与南朝的和议，以求获得战略时间缓冲，避免当下两面作战，并通过通商获得所需要的物资。而此次他派出以尚书省左丞安童为和议使坐镇扬州主持此事，同时又任命河南行省右丞马绍为副使协理此事。
马绍此人也算是名儒，其在蒙元初期应诏自荐入朝，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称其为‘秀才’，其先后任中书省左右司都事，单州知州，勤政爱民，得当地士民刻石赞颂。至元十年，改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赈灾恤民为先务。十三年，迁任和州路总管府同知。明年，升参议中书省事，历迁兵部尚书、尚书省参知政事等职。其为人廉洁刚正，与桑哥不合，两人都有冲突，后转任河南行省。
从中可以看出，真金对于和议还是有些诚意的，毕竟大家所学同源，应该有着共同的语言。不过陆秀夫以为小皇对此的评价却是中肯的，其忘了文人相轻之事，何况自认汉儒正统的大宋士人们向来视他们叛逆，两下可以说是视同水火。将这两拨人放在一起相商和议之事，只怕不打起来都算是成功了。
所以，陆秀夫与小皇帝商议后，决定派出老成持重的刘黻去应付，而当下己方在占据主动的条件下自然不会做出大的让步，抱着谈成了更好，谈不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目的与其虚以为蛇。毕竟大宋现在同样也需要蒙元的一些物资，比如耕牛、马匹、皮毛之类的短缺品。
而在这个时候，让人所料不及的却是有朝臣参小皇帝荒与朝政，沉迷于机巧之物不说，还行为不端，如此乃是自取亡国之道。这让陆秀夫等了解实情的人有些哭笑不得，几个宰执议后决定将奏本尽数压下，免得让小皇帝分心……
赵昺被参，其实也不完全冤枉，这些日子是做了些令人觉得出格的事情。今年按照新军制一些中高级军官到了退役的职限，已经难以在军中升迁，按照以往的惯例不是退居二线挂一闲职直到致仕，便是领着一份薪资回家养老了。
但是赵昺觉得这些行将退役的军官都是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若是闲置起来不仅浪费人才，也令人有卸磨杀驴之感。于是他根据这些人的年龄和才干重新进行了调整，一些年龄尚轻的中级军官被调整到各地方任职，担任都监、观察使一类的军职，负责驻地州府军的训练和指挥作战，还有一些人转资为文官，担任通判、巡检等地方官员，甚至进入兵部、刑部等强力部门任职。
而一些高级军官，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军事素养，同时也具备管理地方的经验，赵昺将这部分人转资后到各个军州任职。而称之为军州的地方不是军事要地，便是战争频发之地，由他们担任知军可以发挥军事特长，且能够在战时直接指挥地方军进行作战，比之那些不通军旅事务的士人出身的官员要让人安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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