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军虽然兵精，战兵却仅有三万余，显然不可能采取围三阙一的策略，只能把主力部队摆在开京的南门外。
紧接着，李勇麾下的骑兵营中，三个党项族骑兵为主的千骑营，就被撒了出去，绕着开京转圈儿。
骑兵营另外七支由汉军组成的骨干骑兵队伍，跟在李中易的中军大营附近，充当应急的机动总预备队。
李中易作出这种安排，其实非常符合党项人的游牧本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能捞一票是一票，只要阻断了开京和外界的书信联系以及辎重补给，便是大功一件。
由于李家步军的强悍战力，李勇麾下的骑兵营，此前从未承担过攻坚破锐的工作。一般情况下，都是步军打开了缺口之后，再让骑兵冲上去扩大战果。
李中易把擅长狼群战术的党项人李勇放了出去，其实也正合党项人的心意，李勇的骑兵营起初几乎全是党项一族。
经过这么些年的扩充和稀释，骑兵营里汉军的数量，已经对党项一族形成了压**惯的多数。
李勇心里很清楚，以汉军为主的骑兵队伍，才是必然的趋势，尽管他心里也有些小不爽，倒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李中易对李勇十分的信任，一直命他统领骑兵营。
在整个中原地区，各个藩镇之中，还从未有过异族将领，率领一军的先例。
据李勇所知，拓拔彝殷投靠了契丹人之后，契丹人不仅没给他重整旗鼓的机会，反而顺势把拓拔老头仅存的一点实力，也给吃干抹净，连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相对而言，李中易这个主公的心胸，倒是异常之宽广，并未因汉军骑兵力量的茁壮成长，便对李勇弃而不用。
尽管李中易从未明言，但李勇因为异族将领的身份，身份格外的敏感，由不得他不多想几层。
惟才是举，用才亦用德，德才不能兼顾的时候，尽量用其所长！
用人要疑，也不能不疑，但是疑人要用，衔接的纽带便是森严的制度和规矩，这便是李勇暗中体察到的李中易的用人规律。
“禀报指挥使，撒出去的哨探发现了一队高丽人，大约五十余人，有弓十张，马一匹，刀三十余柄，随行的有牛车，估摸着车厢内有女眷。”哨探队正拍马赶到李勇的身前，大声禀报了附近的敌情。
李勇满意的点了点头，主公他老人家独创的哨探营制度，实在是妙用无比。
哨探，就好比大军的眼睛一般，远远的便可发现潜在的威胁。同时，反打契丹人草谷的时候，又可以精确的介定猎物是否值得出手？
“传我的令，三个千骑队分由千骑长和副千骑长率领，各带五百兵马，四下游击。”李勇对于打草谷之类的好买卖，一向抱着宁可错抢五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这家伙有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
其实，最后这句话是李中易很早以前说过的经典名言，被李勇这小子给学了去。
李勇的命令下达之后，军号官随即吹响了嘹亮的铜号，分兵打草谷的讯息，很快传递了出去。
如今的骑兵营里，即使是党项人为主的各级军官，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原官话之外，也都被选拔入讲武堂学习，经过考核后，方有资格就任现职。
骑兵营镇抚使钱书德并没有干预李勇的军事行动，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马背，手拿单筒望远镜，不时的观察一遍四周的动静。
钱书德和李勇一起搭档的时间，超过了五年之久，彼此都非常了解对方的脾气和秉性。
临战之时，身为军事主官的李勇，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已经写入军法条例之中的明文规定。
只不过，李勇虽然拥有军事决策权，此时此刻，他身边的护卫却都是钱书德直接管辖的牙兵都成员。
这也就是说，李勇可以指挥上万的骑兵作战，他的人身安全却掌握在了钱书德的手上。
不客气的说，只要李勇存了异心，打算图谋不轨，只须钱书德暗中丢个眼神，他的脑袋绝对会搬家，没有任何意外的可能性。
李勇的马术再高明，快得过钱书德手下那些神臂弩手的射击速度么，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自从晚唐以降，各个藩镇的武夫拥兵自重频频作乱，他们更换皇帝的频率快如闪电，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从创立河池乡军之日起，李中易就不打算重走两宋时代重文抑武的险些被灭族的悲惨老路，军事和政务不可偏废，才是长治久安之正道！
秉承着兵权必须制衡的基本原则，李中易利用镇抚和军法这两大系统，刻意给有本钱犯上作乱的军头们，牢牢的套上笼头，令其不敢轻举妄动。
分兵之后，李勇在钱书德的“陪同”之下，领着五百多名精锐骑兵，纵马冲向哨探发现的肥肉。
部下们都在忙活着，身为主帅的李中易却悠闲的坐在中军帅帐内喝茶，彩娇乖巧的蹲身替他捶腿，叶晓兰则守在水炉的旁边，随时随地准备替主子沏茶。
自从周太祖登基之后，有鉴于晚唐以来，军阀们换皇帝比吃顿早餐还容易，便存了重文抑武的心思。
到了世宗朝，先帝更是格外的优遇宰相，礼法上的规矩格外能够道尽其中三昧：宰相者，礼绝百僚，面君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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