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正常，这是官僚机构的共性。
是，你黄册库确实非常重要，但那是对国家很重要！你黄册库能够给我这个部门提供什么好处吗？你想我划钱给你，你能让我得到什么呢？官场之间，不都是讲究利益交换的吗？当然，兄弟我肯定是承认你黄册库对国家重要性的。也愿意为你的资金向其他部门呼吁，但是呢，兄弟我这边是真的拿不出钱来啊。
好吧，官僚们踢皮球是吧？那老子直接找皇帝行不行？这天下是你家的诶！你总得要重视吧。
可惜，老朱的子孙都继承了老朱的特性：吝啬！
凡是要新增支出的要求，朱家的皇帝都TM特别不耐烦，不想听，不想接招。
折腾到最后，黄册库的主管单位南京户部没有办法，只有找来南京城内的两个县令（上元县和江宁县）：这个，黄册库的运转费用，你们两个县扛了吧。
明代皇权不下县，所以县级机构是明代最低一级的官方行政机关。两个县令没得办法，只好将黄册库需要的资金，加派到两个县的普通百姓身上。
有明一代，真正的田赋其实并不高，除了以前张士诚统治的苏州地区外，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十五税一到二十税一的水准。但是，你禁不住无限制的加派、摊派啊！仅仅是黄册库一个部门，就能够衍生出这两项加派（其实不止）。其他的部门呢？
由于老朱在设计国家体制的时候，把整个国家的经济规定得太死板。以至于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新增支出的时候，国家各部门往往就只有互相踢皮球。踢不下去了就层层摊派，最终，百姓们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而且，摊派这种事情是有放大效应的。这个效应会随着官僚机构的腐化而越来越恐怖。而随着这个效应的不断延伸，他又会反过来促进官僚机构的进一步腐化，整个儿一个恶性循环。
举个例子来说，黄册库一年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等开销。大概是五百两银子。黄册库的主官为了日子轻松一点，做账的时候做到了八百两。这是第一次放大。
负责这笔银子的上元县拿过来一看，哦，江宁县扛四百，我们扛四百。可是，我们为了这事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就只加四百呢？于是县令大手一挥：全县百姓听好了，现在本县加征黄册税五百两。而那边的江宁县也是如此操作。结果五百两银子的需求，被放大到了一千两。这是第二次放大。
县令是没法直接收税的，他得交给户房去办，户房的主官交给下面的里长，里长交给甲首……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会放大多少次。或许，黄册库本来实际需求只是五百两，但最终摊派到老百姓身上的，是两千两。
在这个过程中，层层官吏都得了好处，唯一受害的就是老百姓。而在这个过程中吃欢了的各级官吏，如果下一次又碰到朝廷摊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确实是当年的老朱没有想到的。他一直以为，尽力减少支出项目就是省钱。却没有想到摊派的放大效应是如此的恐怖。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老朱直接同意，在户部的支出上，加开一项黄册库专项支出。虽然这笔钱最后还是老百姓出，但百姓们的负担最多也就五六百两而绝不会暴涨到两千两……
朱由栋穿越前看到过一篇研究明代赋税的论文。该篇文章的特点在于，他的作者是理工科出身的经济学人士。这位作者经过设计周密的公式，用大量数据反复计算后得出结论：洪武年间，每个农民身上的税负折银0.26两。永乐年间，0.31两。到了天启年间，已经是2.0两！崇祯年间，则是5.0两！
五两银子什么概念？太平时节粮价偏低的时候可以买五百公斤以上的大米！注意，这可是脱了壳的大米，不是刚刚收获的稻谷。
MD，老百姓不反真的没有天理了。
长叹了一口气，朱由栋意兴阑珊的对着众人道：“这里的事情，孤都知道了。今日就到这里吧，吩咐下去，孤要回南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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