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阿水同志聊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有说有笑走了出来，送走我水哥之后，李达康又去关心一下签约情况，却发现还没有完全弄好。
那位律师说，这毕竟是标的几亿的大合同，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也是为了今后不出现争议，建议老齐最好还是拿到一份东大一把手的授权，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小节，也是技术上的问题，充分体现了这位港府律师的细致和专业性，因此齐副校长自然是从善如流。
询问该如何操作的时候，那位律师说到，如果想今天就签约，那就让学校传真一份授权书过来就可以，复印件先在特区政府的相关部门备案，相关部门会承认复印件的有效性，等下次来香江，再把授权书的原件带过来就可以。
考虑到这份和怡和的代理协议最好在今天之内完成，因此老齐自然是马上和家里打电话，把情况一说，潘校长那边当然也马上行动起来，问清楚授权书的详细格式和注意事项，学校那边已经在弄。
这当然需要一点时间，等李达康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正在等学校的传真。
面对这种几个亿的大合同，自然是谁都等得起，期间也没人觉得不耐烦，大伙在等待的时候，很自然就续上之前的话题了，一群人热火朝天的继续讨论当下的亚洲金融危机。
李达康注意到，目前大家议论最多的其实就一个话题：那就是如果香江的金融真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会不会出手救市？
这当然也很正常，毕竟无论是老齐或者东大其他几个学院的副院长，他们虽然都是学者教授，但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那还真没有怡和几个人专业.
既然专业问题没办法深入交流嘛，那当然就是聊这种“YES or NO”的话题最合适。
嗯，这一类问题其实就有点像“立场”问题了，既然涉及到“立场”，东大几位老师的立场自然是完全一致，说法也和之前的老齐完全一样。
他们对几个香江人说，咱们内地政府从来都是说话算数，既然承诺了会救市，那就一定会救市。
几个香江人的态度就没那么坚决。
老戴和那个港府律师还好，但另外两个跟老戴一起过来的人，他们的态度就明显犹豫很多，其中一个更是很悲观，觉得就算有中央政府出手，但这次索罗斯他们来势汹汹，不仅有备而来，并且点住了香江金融的死穴，因此特区政府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考虑到还想和老戴合作一把，因此李达康也很自然的加入到议论当中。
李达康的态度当然就更加旗帜鲜明，他不仅说中央政府肯定会出手，更是直接对怡和那个最悲观者说：
形势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险恶，目前香江的外汇储备900多亿美金，全球排名第三，大陆的外汇储备1200多亿，仅次于小RB全球排名第二，两者相加的话这就要远超RB全球最多了。
而这种金融战，外汇储备其实就是弹药，就是底气，咱们既然弹药充足，那真没必要怕一个区区索罗斯。
李达康继续对那个悲观者说，咱们不仅弹药充足。
索罗斯怎么会是对手？最后真正难以全身而退的应该是那些国际炒家才对。
嗯，这其实就已经把天聊死。
因为香江已经回归，所以就算怡和这些人再是英资，再怎么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在这个场合和李达康争论。
不过话说回来，怡和这些人都算是金融与经济方面的行家，因此对于李达康这个“最懂经济”的说法还是都没有异议的。
其他不说，就说在过去数十年时间，国内经济长期受到“三角债”问题的困扰。
也正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经济学就诞生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软着陆”。
不夸张的说，这就要秒杀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因为“三角债”问题的产生，这其实和早年的计划经济有关。
大家都知道，由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所有权都是归属于国家，因此所有的经营者别说是所有权了，连经营权都可以忽略不计。
你当一个工厂的厂长，你除了组织生产之外，包括销售你都不用太操心，大多数时候国家会帮你包办。
那么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货币的作用很容易被忽略，很容易产生一种“以物置物”的经济现象。
打个比方，这里有一家水泥厂，那个地方有一个钢铁厂，正好在同一段时间，水泥厂需要买一些钢筋了，钢铁厂又正好要用一批水泥了。
于是两家一拍即合，决定来做这个生意。
可由于所有权都是国家的，两个厂在谈这笔生意的时候，都觉得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吧，反正价格都是国家规定的，咱们直接以物置物，我用我的水泥换你的钢筋，这样岂不最好？既方便又省事。
嗯，假如真有前面这个例子怎么巧，那当然是很省事，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样的“巧合”当然是小概率事件。
比如同样还是前面这个例子，水泥厂确实是需要用一批钢筋没错，可钢铁厂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水泥，他倒是想买点什么东西当作福利发放给职工。
后来钢铁厂一打听，正好本市的啤酒厂需要一批水泥……
于是在钢铁厂的撮合下，大家决定来一个“三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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