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夏、高丽、日本等国的使者齐聚燕京城，向大同天子祝贺正旦新禧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国都东京城中却是格外冷清。
此时此刻，教主道君皇帝竟然格外怀念他名义上的北朝皇兄——耶律延禧。
若是没有女直人起兵和随后的徐泽造反，南北两朝均势还能维持的话，至少这个时候宋辽两国还会互派正旦使。
而西面穷得就要吃土的夏人哪怕才与大宋打完仗，也会觍着脸来说几句好话拜个年，以求上国的岁赐。
现在，这一切都没了。
大宋立国后就从未遣使朝贡过的日本就不用说了，高丽、夏国这些大宋传统的藩属国也相继转投大同与大宋划清了界限。
而交趾、大理、占城、真腊、于阗等新君即位才来意思一下的小国，更不会无缘无故派使者来贺正旦。
国力日蹙之下，年节时的庆典反而要越隆重，给臣子们的赏赐更不能少。
毕竟，如今的大宋就靠这些东西来粉饰太平，维持大国体面，并竭力维持越来越乱的人心了。
可有些臣子或头脑不清醒，或沽名钓誉，偏不让天子省心，一再上书唱反调。
说什么大宋如今内外交困，当削减无端开支，并降税轻赋，以聚拢民心，重振河山之类的废话。
教主道君皇帝已经御极二十余载，又不是才登基的门外汉，怎么可能会被这些狗屁不通的鬼话忽悠？
大宋外有强敌内有民乱，国力一日衰过一日，确实到了社稷存亡的危急时刻，必须想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维持国祚长久这点没错。
但所有能解决时艰的办法中，唯有降税轻赋这一招最不靠谱。
大宋之所以能在辽、夏两虏的交相侵略下坚持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禁军有多能打。
而是帝国对内实行高压重税的政策，一方面镇压民乱，维持了国内的总体稳定；一方面又搜刮了巨额的税赋，并以庞大的国力生生拖垮辽、夏这两个强劲的对手。
如今，在大同的侵略下，大宋的国土不断缩水，民生也愈发凋敝，可禁军却还得不断扩编，朝廷若是降税轻赋了，从哪里拿钱粮来养兵？
没有庞大的禁军守御国土，大宋又靠谁来应对同军将来南下的压力？
如果说坐视大同步步蚕食大宋是慢慢等死的话，那主动降税轻赋并削减对官员的福利待遇和兵卒军饷就是立即自杀！
当今天子赵佶虽然荒于政务，却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其人有自己的判断力。
都说大宋收的税重，可大宋的税再重，也做不到仅靠京东路的税养活河北路的兵。
但反贼徐泽不仅用京东一路的税养活了河北路的兵，还扩军数十万，北伐灭掉了辽国小朝廷。
这个数字并不是赵佶瞎猜的，大宋枢密院搜集了很多同军的情报，并专门研究过大同帝国的兵力总数，得出的结论是，同军绝对不少于三十万。
不然的话，徐泽绝不可能北伐成功，更不可能北压金国、南略大宋、西征夏人、东威高丽，立国后还四面同时扩张。
要知道，在此期间，大同只从大宋手中获得了部分资助，却又背上了比河北还要穷鄙的燕云十余州，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连大宋送上门的岁币都不要。
有大同如此鲜明的对比，居然还有奸臣糊弄朕，说大宋的税重，真当朕是傻子么？
其实，赵佶很清楚大宋的问题出在哪里——人心散了。
年前，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陈述河东路的危急形势：
河东边境的烽燧形同虚设，敌国的商队、剧团甚至是斥候随意进入宋境而无人制止；
守边的禁军军卒偷偷以手中军械换取同军的宣传画报，据说持此物临阵投降可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
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阻止官差下乡扰民；
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
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
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其实都是瞎扯淡，一条都不靠谱。
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
不然的话，淮南、陕西、京西、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迁都。
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
大宋开国时，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于“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两军外，禁军其余各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
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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