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眼前的这位王文，对于别人而言，这家伙不仅仅刻薄寡恩，不与人情面，做起事来固执已见，刚腹自用，而且语言刁毒，为朝中诸大臣所不喜。
在朱祁镇看来，他的刻薄寡恩、不与人情面，那是铁面无私，认法理不认人情；他的固执已见，刚腹自用，那叫蔑视权贵，不谄媚逢迎；而语言刁毒，同样可以解释为直言敢谏。
泥玛的，这活脱脱一个十五世纪的包青天？呃，或者说海瑞，总之，他身上的那些特点对于那些大臣们而言，是令人生厌的缺点，但是朱祁镇却觉得那些就是王文人性上的闪光点。这样的官员，实在是人材，绝佳的干国家总检察长的料子。
“看来爱卿对于都察院之职责极为精熟，呵呵，如此，朕更能放心的将此事委托于卿了。”待那口干舌燥，嘴角冒白沫的王文斯文地将那跟前的茶水一饮而尽之后，朱祁镇向着那王文，说出了自己让其去南直隶担任南直隶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用意。
“我大明立国百年，大力拓边，鼓励民生，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犹如一少年，渐入中年，过去许多未曾出现的问题，如今已然渐成我大明顽疾，朕心甚焦啊……”
朱祁镇也不隐瞒，径直将自己的想法与思路告诉了王文，当然，是有保留地告诉了王文，对于大明而言，如今最需要解决的几项重任，就是税赋的问题，漕运的问题和食盐，对于大明而言，这些不仅仅关系民生，同样也关系到大明国运的重要大事。
漕运之弊端，不是没有人看到，而是因为利益的纠葛，使得这些文武大臣们装出了一副睁眼瞎子的模样。而还大肆叫嚣，海运神马的会造成大量的运工失去生计，引起社会动乱云云……
总之一句话，漕运这玩意，已经跟各方的利益纠缠在了一起，而至于食盐，朱祁镇在后世可是很清楚，那些个关于盐商的故事，简直就跟那老太婆的裹脚布似的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而正是因为这样，同样让朱祁镇记得了明清时期，这些盐商，可都不是啥子好鸟。至少在大明的税赋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所掳掠的民财，甚至可以相当于每年大明税赋的将近五成之巨。
另外就是税赋问题，后世许多人总是叽叽歪歪明朝的税赋重，那都是扯蛋的，明朝初年，至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和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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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明的税赋呢，从朱元璋定下的税赋基准开始，历时十数帝，就几乎没有变动过，当然，后世的辽饷之类且不去谈，至少，在朱祁镇的这个时候，还没有那种国家的硬性征收指标。
国家的税赋一直就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大明的百姓增长了，经济和工商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这些因之而产生的税赋增加了没？
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增加，或者说，征收之后，交纳给朝庭的税赋并没有获得增加，甚至于有时候还在减少，那么为什么大明的老百姓还会痛不欲生呢？
除了各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官员造孽。按照规定，明朝的官员工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奢华生活的呢？这就是说，他们有来钱的门路。
其实，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经费装到自己的私囊里。但是，这是少数。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是有风险的。他们的钱，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
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你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负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总之是，什么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火耗，鼠耗，雀耗。
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
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些苛捐杂税取消了，更多的却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
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并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三五百斤不止的上好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肯定是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的。赋税比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还高，你说这税负还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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