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按下国债市场的不寻常波动不提，就说日元期货市场，尽管在交易月份上较少，但是钟石还是投入了五千万美元到CME交易所下面的IMM（国际货币市场）买入了3月份美元日元汇率期货，成交的汇率是110.85日元兑换1美元，手数总共是5000手。
IMM的日元期货杠杆是三十倍，再加上经纪商为了保持风险，最终到钟石手中的合约每手的价格为4000美元，5000手的合约正好是2000万美元，而整个标的金额达到了600亿日元，要不是时间过于紧迫再加上IMM对持仓具有严格的限制，否则钟石肯定会疯狂地做多。
账户里剩余的十亿美元则通过汇丰、渣打和摩根银行等几家银行的联合评估，又再次借出了十亿美元，钟石随后把这20亿美元以市价在市场上买入同等价值的日元，成交的汇率价格以当天的汇率110.01为准，合计2200.2亿日元。等交易完成之后，又将这笔日元资本存入兑换对手东京银行的账户做短期存款，利率为1.5%，总共时间为18天。
这笔交易的达成异常神速，因为由于钟石在汇丰、渣打的信用度非常高，间接地影响了摩根银行和东京银行在信用度上的审核，而且钟石也没打算将这笔日元资本提计出来，全部存放在天际线金融有限公司开在东京银行的户头上。
这个时候美国短期利率为3.00%，（还没有到联储主席加息的2月4日）日元的利率为1.5%，双方的利差达到150个基点，但是钟石知道如果历史没有发生错乱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就发生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正是将美日的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债券市场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到了2月9日，距离美联储加息已经过了6天，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已经完全过去，但是债券市场的波动还是和格林斯潘的预期不一样。
通过这段时间的操作，路易斯和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在国债期货市场上建立了一个4万手的看空头寸，共耗去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不过基于这个市场的日均持仓超过30万手，日均成交量在25万手左右，因此这个头寸并不太显眼。
在请示了钟石之后，路易斯等人留下了3亿美元作为后备之用，而其他的资金则给钟石拨到了另外的市场，至于是什么市场，他们就不知道了。
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友好”的会晤，双方对已经持续了长达8个月的贸易纠纷再次举行谈判。
尽管在几乎是十年前美国拉着其他几个国家半逼半劝地让日本、西德等国家签署了促使他们货币升值的《广场协议》，但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这几年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但是贸易顺差的额度一直在增长，到了94年，日本全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即600亿美元是来自和美国的贸易，这其中60%是出口的汽车所导致的。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的两届政府一直对日本进行施压，克林顿的前任布什总统甚至在天皇的丧期就带着美国汽车工业的一大批人到日本，强迫他们购买美国的整车和零部件。
到了克林顿时代，他更是刚一上任就开始和日本方面展开贸易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谈判，也有了一部分的成绩，93年7月，美日达成一项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有利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框架协议”，而这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协议”。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在日本方面类似于“减少账面剩余，增加外国市场进入，大幅度增加进口”等字眼在美国方面的理解则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增强国际竞争力”。
这个框架从讨论到执行的第一天开始，双方就充满了不信任，甚至在各个领域的交易上，双方都曾赤裸裸地放下狠话，威胁要寻求报复。
克林顿和他的政府所谋求的是让日本汽车巨头们“自愿”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制的汽车配件。如此一来，就将日本出口的汽车利润压缩到一个地步，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四成是来自于日本，其中又有六成是来自汽车工业，也就是说单单是美国从日本进口汽车一项就站到他们贸易逆差的两成四，接近四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将这部分的逆差降下来，对于整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显得不大可能了，因为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中的三成是来自汽车出口，若是按照同一比例来算，汽车出口能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到整个日本贸易顺差的六成，这个比例远比汽车工业对美国所创造的逆差更重，因此即便是更换频繁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哪个首相敢轻易答应这个条件。
细川护熙首相此次访问美国，已经准备了另外一套替代的方案，使出一套总额高达14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来取悦美国。但是细川和他的团队刚和美国人展开谈判，就惊讶地发现，美国人对他们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甚至还引用了日本代表私下里的谈话，这让他们阵脚大乱。（美国在波音飞机上装了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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