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祭祀活动，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治病。有道是自古巫医不分家。
春秋战国时代，巫医逐渐有了分工，形成了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的格局。诸子百家中的医家就是从巫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然而医家从来没有完全将巫术剔除。在不被允许解剖尸体的古代，想要研究医术只有两个方法：实践和理论。
所谓实践就是神农尝百草，给病者服用一些符合阴阳的“药物”，如果病者活下来了，那就说明是有效的。
理论就是推演阴阳五行学说，比如太阳是阳，月亮是阴，以此类推：凡是温热的、明亮的、运动的、向上的、外向的、亢奋的都属阳；凡是寒冷的、晦暗的、静止的、向下的、内向的、抑制的都属阴。
比如地龙（蚯蚓）常年钻在土里，属阴，就可以用来治疗发热、上火等病症。
将这些或是实践或是理论得来的知识编辑整理，就可以编纂为医书，供后人借鉴。
例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医家巨著《本草纲目》，与其说是一本医书，倒不如称之为巫书。其中大部分的“药方”都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巫术。
比如有一方为“小儿客忤，因见生人所致。取来人囟上发十茎、断儿衣带少许，合烧研末。和乳饮儿，即逾。”
大意是：小孩子怕生人，将来人头发与小孩衣带混合做药物即可治愈。这显然是巫术无疑。
直到现代，中医仍然将阴阳与五行这两个巫术概念作为理论基石。
关于巫的起源，可信的最早记载始于商。
殷商好巫蛊。商朝的巫，相当于中世纪的神父，属于宗教祭司阶级，能够传达上帝旨意的他们，具有仅次于国王的权威。
歌舞稍歇，之后就要献上牺牲，也就是祭品，当作劳烦上帝的奉献。
与西周以后日益温和的祭祀活动不同，处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殷商，祭祀所采用的都是人祭，而且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人祭。
但是，有资格在国王向上天的祭天活动中充当祭品的，自然不能是低贱奴隶，而只能是不会被玷污的巫女。
进入封建制的西周以后，作为生产工具的人，对封建地主们来说，其价值有了长足的提高。此时再让地主们献出活人来祭祀，显然成本太高。
于是为了节约成本，周人也没问过上帝愿不愿意，就擅自将祭祀的祭品换成了太牢与少牢。
太牢是指牛、羊、豕（猪）三牲齐备，少牢中没有最为贵重的牛，只有羊、豕。
牢，是肉畜的最高品级，牢牛就是指最好的肉牛。
牛是农耕社会最为重要的牲畜，因此所有的封建王朝都以严刑厉法禁止宰杀耕牛。昭法规定，擅自盗、杀牛会被刑大辟（杀头）。
但是牛肉好吃啊，达官贵族们想吃牛肉，又不想掉脑袋怎么办？答案是肉牛。
所谓肉牛，就是专门养来吃肉的牛。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牛，就是质量最上等的肉牛。
按照礼制，太牢是只有天子才可以在祭祀中奉献的，诸侯祭祀只能使用少牢。
然而看着柴堆上已经宰杀妥当的三头牛，扶苏心知肚明，昭王根本没拿周天子当盘菜。不但僭越使用了太牢，还是太牢三。
接过大巫祝奉上的火把，代王祭祀的扶苏亲手点燃了三座巨大的柴堆。
火舌舔舐着木柴与祭品，烟雾随风摆荡，将祭品送达天庭供上帝享用。
只是不知道上帝分不分得清哪些是木柴的烟，哪些是祭品的，可别享用错了。扶苏脑中想着大不敬的念头，未注意到大巫祝走近。
“公子看到了什么？”
“什么？”扶苏被突然出现在视线中的秃顶老头吓了一跳，半晌才想起这个光着上半身，把苍白的脸上和身上都涂得五花八门的老头是谁。
话说这人还真是白的吓人，也不知是不是抹的粉。
“我是问，公子从火光中，看到了什么？”老巫祝用莫测高深的语气又问了一遍。
看到了强烈的氧化反应？
扶苏好笑地摇摇头，知道这个凑过来的老头是想借着忽悠自己提升巫的地位。
自殷商灭亡之后，巫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别说是如昔日一般与王侯分庭抗礼了，连朝堂上的话语权都丢失了。
巫祝这个曾经辉煌的职业，如今已沦落为只能偶尔在祭天大典中奉献歌舞的高级舞伎，这让以“灵魂导师”自居的巫祝们情何以堪。
到了昭王继位以后，巫祝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原本，巫祝们还能凭借献上号称能为王上延年益寿的巫药，来获得地位与金钱。
可是相比于遮遮掩掩，听起来就没啥大作用的巫药，喜欢单刀直入的嬴政更青睐于直接打着“长生”旗号的方士们所献上的仙药。
正所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同样是胡吹法螺，“广告词”明显更有吸引力的七彩丹药，自然比黑糊糊的巫药在王上跟前要吃得开。
再看看长袖飘飘仙风道骨的方士，对比穿着兽袍、画得五颜六色的巫祝，谁的话更有说服力一目了然。
于是，这群可怜的上古遗老们就只剩下了祭典这最后一块阵地。然而，就连这最后一块阵地，目前也已经失守在即。
儒家。这个自出生时起就包裹在名为“礼”的襁褓中的学派，早就对最能直观体现礼制的祭典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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