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王以最快速度化解了北疆的紧张局势，但他不是靠北军武力，也不是靠秦军强悍的攻击力，而是靠议和。武烈王奏议，先与匈奴人停战开市，然后再与匈奴人结盟，在北部疆域构建大秦、匈奴和大月氏三足鼎立之局，以此来赢得北疆的长期稳定局面，继而给中土赢得长久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一石激起千层浪，始皇帝和咸阳宫对此措手不及，而廷议上的文武百官们更是对此策“口诛笔伐”，其中尤以大秦本土的豪门权贵和关东博士集团的反对声最为激烈，而反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代表着先进文明的大秦怎能与茹毛饮血的蛮夷结盟？人怎能与野兽称兄道弟？
最早提出南北战争这一战略构想的就是武烈王，现在武烈王改弦易辙了，竟然要与野蛮人称兄道弟，竟然异想天开地用钱粮来收买野蛮人，阻止野蛮人对中土的入侵，这怎么可能？野兽就是野兽，恶狼就是恶狼，无论你拿什么豢养，最终都将遭到野兽的吞噬，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否则当初秦赵燕三国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干什么？
朝堂上，公开支持武烈王这一奏议的就是少府卿赵高。
赵高认为朝堂上的反对者歪曲了武烈王的这一计策，故意夸大了此策的弊端而有意忽略了此策的优点。这一计策完全符合大秦的南北战争国策。南北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而战争并不仅仅包括战场厮杀，还包括运用各种谋略的其他辅助手段，比如利用短暂议和来赢得恢复元气增长实力的时间，这在过去诸侯国争霸兼并的时候是很平常的计策。这一计策既然能在中土诸侯争霸中使用，为什么就不能在南北战争中使用？
赵高当即成了关东博士集团“攻击”的对象。把野蛮的匈奴人和中土的关东诸侯国相提并论，是对关东诸侯国的侮辱，也是对关东博士集团的侮辱。赵高为此甚至遭到了某些愤怒的博士们的唾骂。
抛开中土人的自大和傲慢，剩下的就是“养虎为患”的担忧，说白了还是惧怕野蛮人，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承认而已，而最让反对者害怕的就是武烈王一旦称霸北疆后，再与匈奴人结盟，那对咸阳的威胁太大了，对中土而言更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谁也不想看到一个凌驾于咸阳并威胁到整个中土安全的可怕力量。
这个在后世最为平常的御外之策，在这个时代竟然成了“洪荒猛兽”，竟然遭到朝堂上下的一致反对，这恐怕是武烈王公子宝鼎根本想不到的事。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中土人对北虏始终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否则刘邦也不至于在统一之初就御驾亲征了。如果他知道匈奴人的强悍，知道自己要遭遇白登之围的耻辱，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冒着身死国亡的危险去亲征。白登之战对中土的影响可谓深远，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土人才重视匈奴人，才知道统一后的大漠野蛮人足以威胁到中土的安全，此后南北战争就成为历朝历代的噩梦。
在这个时代，让这群高高在上的贵族们承认野蛮人的强大，把野蛮人当作平等对手去对待，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试想大秦即便有昭襄王时代横扫关东诸国的辉煌战绩，关东诸侯国也顽固地坚持西秦是蛮夷的理念。战场上输了，心理上却不服输，西秦就是虎狼之国，就是蛮夷之国，就算它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四海，它还是个野蛮的虎狼之国。
关东博士坚持这种观点，秦人也认同这种观点，包括大秦历代君王都承认自己文化上的不足。现在统一了，但文化却难以统一，这也是始皇帝和帝国的大臣们至今无力解决的难题之一。中土文化如何统一？大秦如何打造属于帝国自己的新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武烈王建议与匈奴人议和结盟，等于在大秦最深最痛的伤口上戳了一刀。关东博士们的“亡国之痛”终于找到了宣泄之处，他们大加挞伐，看上去是反对武烈王的奏议，实际上就是鞭挞大秦的痛处，让始皇帝和大秦本土权贵们痛彻入骨。
是人都要脸面，中土文化尤其彰显了这一点，所谓的礼仪，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统治阶层的脸面。皇帝也是人，贵族们也是人，也要脸面，比普通人更要脸面，他们脆弱的自尊根本接受不了自揭伤疤之痛。
刘邦和他的臣僚们大都出自贫贱，贫贱者没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自尊心没有旧贵族的强烈，他们的脸面没有旧贵族的重要，于是“和亲”之策就出现了，而大汉的统治阶层们为此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为百年后的洗雪前耻打下了基础。
“和亲”之策在这个时代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找死，会被愤怒的口水活活淹死。“和亲”之策中的联姻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实匈奴人要的不是中土的公主，而是中土的贸易，互市回易才是“和亲”之策的核心。
匈奴人需要中土贸易，武烈王在边疆开市回易，匈奴人和武烈王的利益就此紧密相连，可以想像，此策对武烈王自身实力增涨的好处，反过来也就是对咸阳的坏处。
朝堂上的大臣们把这种坏处无限制放大，由此导致始皇帝，还有李斯等坚持集权的法家大臣们不再把目光紧盯着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对武烈王的支持也迅速动摇。虽然赵高等蓼园一系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宣扬此策的优点，但因为自尊心作祟，大秦的脸面尤其重要，大多数人都无法把匈奴人放在平等对待的位置上，这导致赵高等人在朝堂上非常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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