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本想劝说秦王政在爵秩等级、世袭等制度上做出更大的变革，以顺应形势的发展，给予功臣们更大的利益，从而缓解目前朝堂上最为激烈的矛盾，但秦王政态度坚决，中央不能把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让渡给功臣，让渡给地方，以免让功臣和地方势力乘机坐大，威胁到大秦的和平和统一。
宝鼎无计可施。一方要集权，一方要分封，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秦王政忽然问道，“知道楚国的情况吗？”
宝鼎蓦然想到什么，微微点头。
“楚人正在迁都。”秦王政说道，“以我们目前的状况，即便渡淮成功，攻克寿春，但若想打过大江，难度相当大。”
“渡江作战，重要的不是军队如何杀进江东，而是我们如何长期占据江东。”宝鼎叹道，“我们并没有做好占据江东的准备，渡江作战要慎重。”
“我们短期内无法渡江作战，这一点楚人很清楚。”秦王政问道，“在你看来，楚人接下来应该应对？”
“议和。”宝鼎说道，“楚人当然要以议和来赢得喘息的时间。”
楚人议和，咸阳宫全力推进议和，以秦楚议和来做为咸阳宫推行“稳定”战略的基础，这可行吗？
宝鼎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
姑且不要说中央的公卿大臣们会设法阻扰议和，就以淮北前线的军中统率们和地方军政官长们来说，他们绝不会放弃渡淮的打算，绝不会放弃对分封的渴求，即便秦楚达成了议和的约定，他们也会想尽办法破坏和约，在两淮挑起战事，然后指挥大军杀过淮河，杀过大江。
咸阳宫到了这一刻，在大秦朝堂上的主要矛盾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实际上正在迅速失去对前线军队和遥远地方郡县的控制，已经做不到令行禁止了，中央的权威正在被削弱，中央所确立的国策和拟制的具体政策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甚至在新战略的疆土上已经得不到执行了。
比如宝鼎这些年就在新占领疆域尤其在北疆，依据当地的形势和实际情况，迅速而灵活地实施一系列新政来稳定局势和解决矛盾，很多新政就与中央政策有直接冲突。宝鼎倚仗手中的特权，长期先斩后奏，给中央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中央的权威因此受损，这也是北疆边民只知武烈侯还不知道咸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宝鼎是大秦的标杆性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早已成为贵族们对当前局势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比如贵族们对分封的攫取欲望就来源于他们对宝鼎变革策略的错误的理解。贵族们不在于宝鼎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们只在意事实。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不论宝鼎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最终都不得不屈服于事实，改变他的政治理念。
宝鼎在北疆形成了割据的事实，形成了分封的事实，那么功臣们当然紧紧“追随”，发誓要把“分封诸侯”这一“伟业”与统一大业一起进行到底。
秦王政把宝鼎召回咸阳，废弃两人之间的十年约定，某种意义上也是向朝野上下证明咸阳宫和中央的权威。宝鼎的实力大不大？北疆的武力是不是强悍？但只要咸阳宫命令一下，宝鼎就必须回咸阳，这就是绝对的权威。
这说明什么？正好说明咸阳宫和中央的权威严重不足，秦王政和中枢已经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来昭显自己的权威了。
宝鼎想了很久，说道，“秦楚两国维持和约的时间不会太长。”
“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们确立国策走向了。”秦王政眼神凌厉，语气里也透出一股决绝之气，“给寡人一个答案，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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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武烈侯先在中枢议事上禀报了北疆现状，然后由北疆未来形势的发展分析和推衍了中土大势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大秦必须暂时停止统一战争，全力稳定疆土和恢复国力的原因。
又过了三天，武烈侯在朝议上，向文武百官详细陈述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稳定”之战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太傅公子宝鼎成了咸阳最“忙碌”的人，他与每一位中枢大臣进行商谈，频繁而广泛地接触中央府署的大小官员，常常在深夜赶赴咸阳宫向秦王政禀奏局势的发展。
宝鼎是回到了京城，但他迅即被咸阳的政治风暴所淹没，虽然这场“风暴”的规模看似不大，但内里暗流汹涌，宝鼎“孤军奋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多月后，宝鼎筋疲力尽、心力交瘁，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了很严重很幼稚的错误，自己拯救帝国的策略是建立在对政治浅薄而幼稚的理解上，自己的想法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事实上统一进程已经不可阻止，政治大势也已经不可逆转，自己正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蠢事。
历史上秦王政在统一的过程中，连续打击豪门贵族，把宗室、熊氏外戚，还有本土老秦功臣全部赶出了朝堂，虽然这有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意思，但秦王政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没有用这种残酷的办法建立起中央的绝对权威，统一后的大秦恐怕连十五年的国运都没有。假如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功臣们借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和分封，那么大秦在统一之初必然分崩离析，中土必然会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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