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和王翦上奏，阐述他们对兵制变革的看法。
宝鼎是北方战场的最高军政统率，而王翦是大秦的上将军，是北方战场上所有军队的最高统率。兵制改革关系到军队建设，王翦这时候理所当然应该返回咸阳参与兵制变革的讨论和具体方案的拟制。
春暖花开之际，秦王政以此为由，调上将军王翦回京。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人事调动和任命，其范围牵涉到河北、代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官长和北方军队的诸军统率。
宝鼎的职权也做了调整，以太傅领代北、燕两地军政大权，咸阳宫把河北的军政大权收了回去。
公子扶苏领封国，掌封国军政大权。秦王政下令，凡燕国郡县皆属长平侯公子扶苏之封国。目前公子扶苏实际拥有的郡县只有一个广阳郡，外加蓟城及其周边地区，不过这两块地方都是燕国的富裕之地，靠督亢的粮食足以养活镇戍军。
燕地有十五万军队，杨端和、章邯、李信各领一军，其任务是在确保封国安全的基础上，向辽西展开攻击，一方面击杀燕国残余，一方面占领更多的土地。
代北有二十五万军队，司马尚、羌廆、王贲、蒙恬、辛胜各领一军，其任务是确保雁门、代和上谷三地的安全，并伺机向云中发动攻击。
中土迎来了几个月的平静日子。
代北无战事，燕地开始了春耕，河北形势渐趋稳定，中原依旧是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江南则全力以赴开凿南岭大渠，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
中土人的目光都放在咸阳，各国使者的身影也在咸阳城中往来穿梭。
秦国已经基本稳住了北方形势，接下来咸阳肯定要决战于中原，这从咸阳激烈讨论兵制改革就能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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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大了，边疆遥远了，需要更多的镇戍军固守边疆和稳定新占领土，这导致大秦四十万大军都在北方战场上。四十万大军里，除了代北人外，其余大部分将士来自大秦本土，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原。
河北因为大饥荒和两次转徙，人口数量锐减，在加上赵人对秦国的仇恨，未来几年内在河北征兵上战场的可能性很小，河北人的兵役使用主要还是在运输粮草、修建城垣和道路等方面。燕南之地刚刚征服，而燕王喜还在辽西辽东顽强坚持，这种情况下，燕南之地的兵役征发也主要集中在后勤，而不会把燕人推上战场。
这样一来，秦国在未来几年内，军队数量的增加非常有限。扣除北方战场上的四十万大军，戍守陇西、北地和上郡长城一线的镇戍军，江南镇戍军，咸阳能投到中原战场上的只有关中、中原、东南和巴蜀四地的军队，其总兵力不超过二十万。
巴蜀、东南两地的军队不能轻易调动，他们处在中原和江南之间，对两地都可以起到支援作用，一旦进入中原战场，江南则独木难支，岌岌可危。
关中的中央卫戍军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蓝田大营现在基本上形同虚设，兵力极其有限。蓝田大营的主力前几年随同武烈侯进入中原作战，后来成为中原常备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都在北方战场。
大秦本土军队的主力基本上都在北方战场，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咸阳在兵力调度上捉襟见肘，更严重的问题是造成了本土兵役的无度征发，让本土国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有限，兵农一体，士卒们既是勇士，也是农夫。不打仗的时候兵役征发有限，以保证农耕，打仗的时候则全民征发，仗打完了就马上回家种地。服兵役期间，士卒们的日常开度都是由家庭供给。家里缺了一个劳动力，收入减少，这种情况下还要供养其在打仗期间的日常开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假如家里有三四个劳动力，父子几个都上战场，这个家庭基本上破产。立功了有奖赏，死了有抚恤，但事实上这种好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大部分普通士卒都是空手而归，死了的只有自怨倒霉了。
过去疆域小，战场在千里之外，打完了就可以回家继续种地。现在不行了，战场在数千里之外，边疆也在数千里之外，战争也是连续不断，很多大秦本土将士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可以想像一下，现在大秦本土国人所承担的徭役之重，生活之艰难，所付出的代价之大，也可以想像到他们对战争的痛恨，对君王贵族们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一旦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转化为对王国的无限愤懑，那么王国必将陷入深重危机。
地方官府看到了危机，秦王政和中枢也看到了危机，所以统一进程必须加快，所以中原大战必须马上打，这就是兵制修改被提上日程并展开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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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进程到了这一步，尤其是远征燕国，更多的大秦军队进入遥远的战场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危机一起爆发了，国策和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必须改，而且还要尽快改，否则必将影响或阻碍统一大业，甚至有可能让统一大业功亏一篑。
咸阳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放慢统一进程的速度，在维持当前中土诸侯格局的情况下，进行国策和制度上的一系列修改和调整，解决问题，缓和矛盾，化解危机，同时蓄积实力，厚积而薄发，最终一举击败关东诸侯国，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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