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并不是口不对心，随意糊弄宝鼎，他从宝鼎的话里忽然想到了当初自己逼迫其走出乌氏的时侯，身边近侍大臣们的告诫。
宝鼎身份特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人，也可以伤己。现在的事实就是如此，宝鼎这把双刃剑太锋利了，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把剑，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就是给所有人用来谋利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有生命，而且天赋异禀，他把事情的本质看得很清楚，那么他自然不甘心做个工具，他要逆转，要把所有利用他的人做为他自己谋利的工具。
这个逆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前提，那就是他的实力超越所有，否则他这一辈子就是个工具。
秦王政和宝鼎一样，也是权力博弈的工具。他是大王，但咸阳宫里还有华阳太后，所以他就像过去的昭襄王，就像现在的齐王建一样，虽然不是傀儡，但王权受到了极大的掣肘，至今也只能算是个工具。秦王政正是因为不想做个工具，所以才奋力搏杀。
兄弟两人的处境基本相同，兄弟两人各自代表了咸阳权力场上利益诉求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为此不得不自相残杀。兄弟阋（xi）墙的最大受益者是谁？不是秦王政，也不是公子宝鼎，而是构筑成这两大阵营的卿、大夫和士三大贵族阶层。
这个时代的王国是礼制的王国，礼制是贵族用等级的形势来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普罗大众的一种手段，礼制是一件金光灿灿的华丽外衣。按照周礼，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和士是贵族，皂、舆、隶、僚、仆、台是庶民和奴隶。贵族之中，王在权力之巅，接着由诸侯、卿、大夫和士依次构筑了一个权力金字塔。具体到咸阳朝堂上，贵族阶层就包括宗室、外戚、军功和士卿四大贵族集团。
君王可以驾驭这四大贵族集团，同样，这四大贵族集团也可以反制君王，不管是“驾驭”还是“反制”，权力永远在斗争中此消彼长，“驾驭”和“反制”也在不停地转换。秦王政需要随心所欲的“驾驭”权，而公子宝鼎正在努力“反制”。权力斗争的根源是利益，只要有利益之争，必定就有权力厮杀。
宝鼎这句话等于告诉秦王政，他看到了兄弟阋墙背后的实质，但这还不够，他认为自己必须把权力背后的利益之争说清楚，让秦王政正确认识兄弟阋墙的原因，让他能够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改变，不要再非常粗暴地把自己和老秦人当作敌人，而忽略了真正的“对手”，假如秦王政在思想上继续走既定的老路，那么未来兄弟两人还是要手足相残，帝国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宝鼎滔滔不绝，从理论上阐述权力博弈的本质。
宝鼎是宗室贵族，宗室贵族处在权力金字塔的上部，就在王的下面，和君王的利益联系最为密切。变法之前，宗室贵族在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着最大的比例，但变法之后，尤其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宗室贵族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减少。秦国变法之所以成功，国力之所以增强，正是得益于对宗室贵族权力和财富的有力剥夺。
现在咸阳权力场上两大阵营中，以宝鼎为代表的阵营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宗室贵族和军功贵族的结盟，而这两个贵族集团正是在王国权力和财富分配中所占比例最少的两个集团。
咸阳士卿贵族的构成比较复杂。有外戚，有世代传承的本土士卿，有从关东而来的新贵士卿，而关东系的新贵士卿大都出自寒门，因为在本国找不到晋身出路不得不远赴西秦，所以，他们和本土寒门出身的新贵士卿有很多共同点，利益上追求一致，所以这个集团人多力量大。
这个新贵集团锐意进取，以变革来强国，以强国来实现中土的大一统，但同样，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也是永无止境。
变革自然要伤害既得贵族利益集团，外戚士卿就属于既得贵族利益集团，因此与新贵士卿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但新贵士卿的背后有大王做支撑，于是，外戚士卿理所当然地与宗室贵族、军功贵族走到了一起。
昭襄王为什么杀死武安君？因为分封制。分封制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新旧两大贵族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
旧贵族试图用分封制来占有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事实上就是与君王共享权力和财富，也就是不但要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还要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
新贵族则用郡县制来实现中央集权，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央，名义上是君王独享了权力和财富，实际上是把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分开了，君王拥有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而新贵族拿到了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
是控制权重要还是所有权重要？当然是控制权重要，君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独揽大权，一言九鼎，臣下俯首听命，忠贞不二。君王命令臣子治理王国，王国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随即全部落入臣子手中，臣子贤则国兴，臣子奸则国衰。
分封制中，诸侯封君把封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集于一身，于是有了春秋战国六余年的争霸兼并。变法兴起后，各国变法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分封制，就是削弱诸侯封君的权势，而办法就是把封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分开。控制权上交中央，所有权归属诸侯封君。比如军队，军队是封君的，但发兵之权在中央，不经君王同意私自调动军队，那就是谋反。比如赋税，田地和市场都是封君的，但收缴赋税的比率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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