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的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的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的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的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的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
今日陛下新皇登基，立刻赶走了独相七年的章惇，这是英明神武，是天助英才，臣为陛下贺……”
赵兴边说边装模作样的拱手行大礼，诸位臣子随即马屁如潮，直夸奖小皇帝手段高明。
赵兴行礼罢，不等别人把马屁话说完，接着补充：“陛下初一登基，万国来朝，此诚为百世罕见之新朝新气象，陛下也应该确立一个新礼法。礼法是什么，就是规则。为君之道在于平衡中御。所以，请陛下撑开如山海般的胸怀，广纳臣僚之言。
臣这里所说的臣僚之言，不光是指的旧党——众所周知，臣跟家师一样，是个彻彻底底的调和派。臣认为，我大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然而，怎么变法，不是新党说的算，应该是新党的反对派说的算数——反对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少一点失误，尽量把政策制定的兼顾多方面利益，此所谓‘平衡’。
至于陛下，陛下所要做的是任由臣子们讨论，讨论出一个最佳的方案，这个方案必定是一个妥协方案，是综合多方面的利益考量所产生的方案，陛下只要遵循大多数同意的原则，将这个妥协方案颁布实施，并派遣官员监督，此所谓‘中御’。擅于驾御群臣，便是明君，便是圣君。
臣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我身为被绍圣党徒所迫害的元祐党徒，在这里也替曾相说句公道话，曾相为人，擅于平衡，此所谓宰相度量，若不是有曾相存在，元祐党徒受的迫害会更加深重。我知道，凡元祐党徒对那段遭受迫害的苦难日子都咬牙切齿，曾相作为当时的政策执行者，难辞其咎。然而，任何行为都要看时代，在当时的大时代下，在下也要积极推行新法，伪装成新党干将，更何况曾相。韩相，蒋大人，陈大人，那可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时代，生在那个时代，我们都不得不随波逐流，才能侥幸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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