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之所以敢于同日本叫板，因为经济实力崛起导致的装备改善与军力扩充能力是重要因素，此外，因为财经政策、土地政策到位，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这是人民党在东北政权稳定的群众基础。
既然军事上的动作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那么从经济上打垮奉系就显得非常可取。关键是，奉系现在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产业链，军工生产也有很大规模，要想从根本上打垮他，难。
日本政|府越来越发觉奉系政|府是他在中国攫取经济利益的拦路虎：光是东北一年来产粮数，都足够华北、东北等地食用的，这样就断绝了日本国内出口大米的机会----东北米的价格远低于其国内，现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因为粮价高企，很多贸易企业大量从东北进口大米，转手以高价卖出，政|府对此也不闻不问。
原材料也一样：东北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关键是与之配套的工业加工能力提上去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东三省和天津、热河等地都能生产，这就客观上断了日本通过倾销商品摆脱危机的可能。
没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日本要想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脚来需要更多的时间。
对一个国家来说，控制进口，增加出口是增加外汇收入的不二法门。日本向中国出口，特别是东北、华北相对困难些，因为奉系有大量的工业集团已经形成垄断，除非打垮它否则别无出路；而向中国内陆则因为交通不便很难形成规模。
控制进口嘛，除了粮食、矿料外，中国目前也没什么好向日本出口的。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现在主要以满足内需为主，产出都在自济。
庞大的中国市场日本进不去或者说无法更深入一步，当中国饱和后，与日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就是日本的噩梦到了。
所以一定要打倒奉系。而要打倒奉系，就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倒。而奉系最有可能的经济问题，是它的国库券、粮票大规模到期。
本来在1918年底只发行了六千万为期一、二、三年的国库券，因为是第一次，而且大众对其认可程度不太高，在逼迫之下，纷纷被强“买”了一年期的。
到1919年底，东北自治政|府如数返还现洋，并按照5%的约定值完全支付利息，这让老百姓心头大定。等到再次发行国库券时，还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抢购风潮呢，这样，1919年底的发行额为一亿五千万，仍然销售一空。
当然，这个时候，大家还是选择了一年期----相对安全一些。
1920年底发行二亿四千万，1921年底发行三亿六千万…
又该新一轮的发行了，多少好呢？由于政|府的信用很足，一些积攒了薄财的家庭仍然把钱投向了国库券，很多人都是前脚兑换、后脚就买新一期了。所以，政|府不需要放着这么多的闲财在手中，而是留够少部分作为周转之用，其余的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或工业农业交通建设中了。
1922年底计划投放五个亿，并在9月之后陆续投放市场。
同样在9月份，日本满铁公司、驻沈阳领事、关东民政厅联合向张作霖洽谈赎买满铁附近工矿森林土地事宜。
张作霖的老朋友吉田茂很诚恳地说：“张大帅，您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国内连续两年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我们有很多企业银行倒闭，政|府正在设法予以挽救，我奉命筹集相应资本回国内度过此次危机。”
这个情况张汉卿早已通过人民党中|央调查部驻日本人员、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得到验证。之所以说是验证，是因为张汉卿曾经在历史上学到过日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萧条。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
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所以其实192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崛起的好机会，不幸被军阀内战耽搁了；30年代其实也有好机会，因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又把日本拖累了一次，日本一直没有缓过劲来，直到九一八占领了东北这块倾销宝地，日本的经济才重新恢复活力，这才有力气在几年后发动七七事变…
也因为此，张汉卿不怕日本的各种明的暗的挑衅和叫嚣，也毅然决定发行5亿元的国债继续投入经济建设：虽然预计到两年后工业的返回才有大幅起色，而1921年底发行的债券尚未偿还。
其实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关外有3.6亿国库券到期；天津在1920年底由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带头认购1.1亿（两年期），1921年又发行了两亿，合起来有6.7亿的资本要还，而今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要比去年好一些，应该有6.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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