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上演一出帝王将相热潮，关外的张作霖却雄心勃勃开始一轮自强热潮。作为熟稔形势的张汉卿，积极建议张作霖把握机遇紧搂奉天大权，为将来的激变作准备。要达到这个目标，军政两手都得进行系列改革：军事上不能放松，行政还是要有起色的。
张作霖虽然之前没有在名义上督奉，却大权在握。关内的乱局使奉天成为世外乐园，没有人关注到他这个偏居一隅的胡匪头子，却也让他有机会在独|立王国里实现强大之梦。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苦于省城治安混乱，无法治理，若是奉天在他治下仍旧如前，又怎能树立起他的威信，而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流阀？他已感到，单先靠绿林兄弟横冲直撞，是不能成霸业的。必须延揽人才，网络文人，来为他献计献策。
张汉卿虽然没有亲政的经验，却也从历史上了解军阀作风习气，他以解决目前张作霖麾下军官常有的毛病起，出了两条应急对策：
一、军政分离；
二、军警分离。
他解释说：“自晚清以来，军人干政，乱政，甚至军人执政，层出不穷。像故湘军、淮军以及现在北京城那位总统皇帝（袁世凯），均是以掌兵入政，即是父亲亦如此。为什么？财（钱袋子）生杀（枪杆子），杀生印（笔杆子），印生身。
有兵即有实力，即需地盘，为上者为稳定计，即需拉拢，则须满足其要求，极易造成坐大。父亲从奉天将军，转任督理将军兼巡按使，冯德麟为麾下，却一直对他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他有兵权有地盘，父亲根本无法节制他。纵使父亲赶走冯德麟，难免手下不会出现另一个冯德麟式的人物。
军政分离后，地方政|府无兵无势，当然不敢与中|央抗衡，则中枢令出政行。军人无地盘，无法自行补给，而辎重、军饷均控制在中|央，拥兵之患可消除。为将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专心打仗，有事打仗，无事练兵，则军队战斗力可慢慢增强。
至于军警分离，更是势在必行：军人作风讲究令出必行，以之治理百姓却嫌粗鲁，更有甚者，以敲诈勒索为敛财之道。长此以往，兵有匪气，容易祸害一方，则军力涣散；民有怒言，当有不满意，于安定无益。我在北京看到内务部专掌警察之权，效果良好，也先后从朱总长那里取来一批警械，可以先从省城起筹建我们自己的警务部门。
军人不再兼治安之责后，也能够斩断其插手地方民政之念。军、警、政各成系统，便能够防止武人专权。父亲威望民望之提升，也可指日而待。”
张作霖大悦，嘅然说：“知父莫若子，小六子知我心。”
不过，张汉卿也提前给了枕头风：“汤二叔现在兼任省城密探队长，这军警分离，可能会触动他的利益。”
张作霖笑笑不作声，但张汉卿知道，那是父亲不以为然的态度。
汤玉麟时任27师53旅旅长，与孙烈臣一道同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他又兼着省城的密探队司令，其实就是情报系统的头头，在奉天是权力仅次于张作霖的人。张汉卿对他有顾忌，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前身并没有被这位爷放在眼里。
而且改革，历来都会动到别人的奶酪。遍观古往今来，鲜有不动用霹雳手段来完成的。张作霖自恃这些都是跟随他很久的老人了，自己完全可以拿捏得当，因而对张汉卿的提醒不以为意。
在军队整编上，张汉卿建议提升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力。
民国陆军编制效仿德国，师设参谋长一，职称上校；师部参谋分一等（中校）、二等（少校）、三等（上尉），师属步兵旅及以下并无参谋编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将一、二、三等参谋的职位配旅作战。按照一师二旅四团制，参谋长的军衔与团长平齐，完全是师长的幕僚。若非这个职务与军事有关，只怕连副官长都不如，好歹副官长还是主官的亲信。
日本、中国都是师从德国，以德国人的严谨和参谋制度的完整，主官完全可以集成参谋们的成就进行战略战术决策；日本是执行上下尊卑相当有素的国家，因此参谋长的作用只作为幕僚是完全能够达到军事目的的。
但是中国不行，特别是在派系林立的北洋军中，旅长团长等正职完全可以不鸟你这个师参谋长，反正你也没有对他的制约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中国的参谋长几乎没人愿意去做，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去做正职去了。
本来现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就不怎么完善，主将也大多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训练，再加上一个几乎不能够坚持几见、或者说有思想的参谋长，导致主官刚愎自用从而误事的例子数不胜数。军事现代化，要从参谋团抓起，这是德国的成功之道。
而且一师二旅制极容易形成对立之势，随便一个人反水都会给军队造成灭顶之灾----两个旅长可是各掌握着一半的兵力呢。在没有形成一师三旅的“三三制”之前，参谋长作为平衡的一极极为重要----因为此时没有副师长这个职务。
张汉卿认为应该设法让师参谋长的军衔与少将旅长们平齐，或至少要明确一个观念：当师长不在时，参谋长是法定的作战代理人。这样，即使暂时参谋长没有实力，在虚名上也要挂起来以增加影响力。将来有可能，在职务晋升上也要这样排序：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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