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首先在山东全省试行。
桂萼拿到那本改革册子，顿时惊讶无比，王渊把他的一条鞭法给改了！
“为何要定额不变？时间越久，便越僵化！”桂萼皱眉道。
史道仔细思考：“见山公（桂萼），你制定这一条鞭法，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能绕开里甲长、粮长对小民的盘剥，却将征管权集中于州县，且州县官还能自行制定税额。这会带来什么结果？”
桂萼说道：“州县官每年制定额度，是根据田亩、人口和灾异情况测算出来，又不是能够随意加征。”
史道摇头：“见山公此举，只可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赋役征管大权，集中于州县长官，且能每年自定额度。这样一来，督抚和御史稍微监管不力，州县官就可做两套账。一套低税额给朝廷看，一套高税额给自己看。实际税额定得越高，州县官就捞得越多！”
桂萼目瞪口呆。
这是张居正变法的致命伤，都不需要政敌来反攻倒算，所有州县官员都是破坏改革的急先锋。
如此施政，等于全国的州县官员，明面上是一条鞭法的疯狂拥护者，暗地里是一条鞭法的疯狂破坏者。他们必须拥护一条鞭法，这样才能捞得更多；他们想要捞得更多，又必须暗中破坏一条鞭法。
王渊一眼就看出其中漏洞，直接搞出定额征收，不给州县官加征的权利。这样一来，州县官虽然不会拥戴变法，却也不会故意破坏变法。
桂萼继续往下看，表情越来越凝重，最终叹息道：“王相果然有气魄，吾难望其项背矣。”
史道也唏嘘道：“此法更难推行了。”
桂萼、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难以针对大地主，只靠增加纳税人来平摊。越往后面，小民愈发艰难，真的只是个救时之法，顶多能起到三五十年的作用。
王渊自称只定“百年之法”，却尽量保持更长久的有效性，他在“一条鞭法”当中加入了弱化版的“摊丁入亩”。
即在分摊赋役时，不按人头来平摊，田产拥有更高权重。用实际丈量出的田亩，乘以一定系数，再结合黄册人口进行分摊赋役。
这等于保留人头税的同时，又摊了一部分人头税在田产里面。地主拥有的田产越多，每年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但也没有完全取消小民的人头税。
桂萼仔细思索道：“如此做法，恐怕地主会转嫁赋役到佃户头上。”
“肯定会的，”史道点头说，“但世上没有万全之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地主肯定不会甘心分摊人头税，但又无法违抗官府政令。那就转嫁给佃户呗，提高田租即可，反正能推就推。就像征收房租税，转嫁给租客便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当清朝的摊丁入亩，就没有转嫁给佃户？
即便如此，也有其进步性。
粮食亩产就那么多，再如何转嫁人头税，也总有一个限度。把佃户全饿死了，地主找谁来耕种？
桂萼和史道在吃透“王渊版一条鞭法”之后，立即招来左右参政和左右参议，让他们跟山东各府官员接洽，再由各府朝全省州县推行。
没有立即征税，而是让各州县，上报田亩数量、人口数量和近十年的徭役花销。
桂萼和史道，亲自带着一群文吏，敲打算盘制定各州县税役定额和纳税系数，今后一直按照这个额度收取。山东每户百姓，今后交税数额为：田产亩数乘以固定系数（1），再加，家中人口乘以固定系数（2）。
固定系数各地不同，是通过总税额、人口、田亩计算的，这个计算由各省布政司进行。
按理每年都要计算，虽然总税额不变，但人口却在变化。真实情况是，人口也基本不变，因为瞒报太多，州县官员难以统计、也懒得统计。
但是，因为王渊增加土地纳税权重，瞒报人口越多，大地主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因此，大地主会逼着州县官员，尽量把隐匿人口统计在册。
同时王渊更改政绩审查标准，因为农业赋税额度不变，不再把增加田赋作为衡量政绩的内容。将人口增加提到前面，在册人口增长越多，官员的政绩考评就越优秀。
如此，地主为了少摊人头税，官员为了提高政绩，都愿意多多统计人口。
而统计出来的人口越多，总税额又不变，分摊到每人身上的人头税就越少。这样宣传开来，邻居可能主动举报，某家隐瞒了人口云云。
若不出什么差错，一条鞭法推广开来，大明的注册人口会越来越多，百姓平摊的税金会越来越少，实际达到摊丁入亩的部分效果。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地主肯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自己新获得的土地。差吏也会瞒着州县官员，悄悄隐报人口数量，却按实际人口收取，多出来的那些揣到自己腰包。
只能靠大明君臣，定期清查田亩，定期清查人口。
国家是靠人来管理的，即便是现代社会，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会因为执行者而走样。
王渊只能变当世法，尽量做得靠谱一些，管不了百年之后的吏治问题。
至少，王渊给了地方官清查人口的动力，不像以前，地方官主动瞒报人口。
今年山东的秋粮（秋季赋役）收得很晚，而且刚开始征收，就出现非常戏剧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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