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抵达京师之前，从宁远、山海关发往京师的消息早就赶在杨振一行人的前面送进宫里了。
杨振在取得十月松锦保卫战胜利之后，再次渡海东征深入敌后，并且一举破了复州、金州和旅顺口的消息，也已经在崇祯皇帝的面前，还有崇祯皇帝眼下最器重的人中间传开了。
而杨振这一番功劳，自是非同寻常，从崇祯元年以来，虽然大明朝的武将立下大功的有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大到这个程度的。
杨振不仅俘虏了满鞑子的宗室王爷以及一众高官显贵，而且还收复了复州、金州和旅顺口这几座已经失去了多年的城池。
从旅顺到复州，足有三百里土地了。
大明朝上上下下，从皇帝到大臣，虽然对于世爵看得极重，轻易不肯封赏，但面对杨振这样的功劳，再不封赏可就说不过去了。
且不说会不会寒了其他各镇将领的效命上进之心，就单说杨振这边，不重重封赏，首先就寒了杨振的心。
当然了，这并不是杨振自己的看法，杨振对给不给世爵并没有放在心上。
对于这些虚名，他看得很开，并不在乎。
相比之下，他更在乎的乃是，崇祯皇帝是不是能够完全放权给他，最好不要让蓟辽总督洪承畴过多干预他，同时也不要让登莱巡抚徐人龙过多地干预他。
只要崇祯皇帝能够给他全权，也就是给他在辽东半岛南段以完全的自主权，那他宁肯不要任何虚名。
杨振在礼部官员的引领下，跟着张若麟从广渠门进城，一路西行到菜市口，再从菜市口转而往北，进入宣武门内大街，最后转而往东，在午时前后抵达承天门外。
在这一路上，职方郎中张若麟与杨振说着朝廷兵部的各种打算，而杨振也抓住一切机会，向张若麟灌输自己的想法。
杨振要通过张若麟之口，事实上当然也是借助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口，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提出来，并且传递到崇祯皇帝那里去。
这就是朝中有人的好处了。
有些事情，作为大明臣子的杨振，若是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是不恰当，不合适的。
比如说让新收复的复州、金州和旅顺口等地，摆脱登莱巡抚的节制，甚至摆脱蓟辽总督的节制，然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直接听命于崇祯皇帝，或者直接隶属兵部指挥的军事防区，这样的事情，若是杨振提出来，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崇祯皇帝一旦不同意，杨振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布局，就将立刻陷入困局。
因为他一旦自己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他与蓟辽总督洪承畴，或者登莱巡抚徐人龙的关系，可就无法挽回了。
但是，这个事情若是由张若麟，或者陈新甲这样的人物提出来，却又显得十分顺理成章。
就算崇祯皇帝最后不同意，洪承畴和徐人龙两个肯定不能因此而怪罪杨振，至少在明面上他们不能因此而归罪杨振。
这样一来，即使此事不成，杨振与未来的上官洪承畴和徐人龙之间，也不至于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这一路上，杨振换着法儿地向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兜售自己的想法，并且反复地向他灌输起减少朝廷兵部与杨振本人之间指挥层级的好处。
“张大人熟知兵法谋略，加上身在庙堂之上，一向站得高看得远，不会不知辽南之地正位于东虏腹心之下，如今虽然被我拿下，可战局瞬息万变，若前线有警讯，我部先渡海赴登莱，或者渡海赴宁远，然后从宁远或者登莱，再呈报警讯至京师，一来一回，正不知耽误了多少功夫！”
杨振在张若麟的面前，倒也并不遮遮掩掩，而是十分坦诚。
事实上，他所说的每一桩，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上上下下之间的各种相互制约造成的内耗就太严重了。
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文武之间上下左右的制约制衡，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到了战争年代，再这么制约制衡下去，什么事情也不用干了。
杨振说完了这些话，便去看张若麟，他见张若麟若有所思地不住点头，看起来对他的话十分认可，方才又接着说道：
“最紧要的是，辽南军情转手宁远之后，或者转手登莱之后，就算送达了京师，还要经过通政司，经过司礼监，甚至是圣上之手，再转发到陈本兵、张大人的手中，尔后由兵部诸公商讨对策，最后再呈送入宫请旨。大人你想，经过了这么几个来回下来，等到朝廷有了旨意，辽南形势恐怕早已经事过境迁了啊！”
说到这里，杨振见张若麟勒马止步，面色凝重，于是又加了一把劲儿：“当年东江，何以败亡？张大人身为职方郎中，乃是圣上与陈本兵身边倚重的智囊，岂能不知？既知，又岂能不知会圣上？”
“这个，先前本官对此，倒是不觉得什么，但是经汉卿你这么一说，方才晓得此事竟然紧要至此。辽南收复之后，东虏必不会坐视不理，从此关宁松锦或可稍稍轻松，而金复旅顺，则顿成东虏腹心之患。”
张若麟喜好谈论军事，虽然多是纸上谈兵，可是也并非完完全全的草包，至少在兵法谋略上面，还有一定的理论造诣，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成为陈新甲背后的谋主，怎么可能忽悠得了多疑的崇祯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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