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扬自安康十八年监国，一直监国了两年多方止。倒不是黄明远对这个儿子不信任，实在是众人觉得在天子无恙的情况下，总是以太子监国，君不君、臣不臣的，实在不妥，有子夺父权的嫌疑。
黄明远也知道，有些事情，众人一时半会还理解不了。而且自己的年龄，确实也不到彻底让位的时候，遂解除了太子的监国，重新理事。
当然也就是换个形势，朝中大部分事情，还是继续由黄维扬处置，只是少了一个名头而已，黄明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忙自己的。
不过这倒是让众人满意了。大家在乎的不是黄明远理不理政，他们要的是个名正言顺。
这两年，黄明远一直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儒家、道家甚至是佛教合一的宗教，毕竟能保证统治的最有利武器，就是宗教。
中国古代，在对外扩张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宗教开路和殿后，使得对外的影响没有达到延续性。
譬如西域，中国先后统治了八九百年，也没能完成汉化。后来，中国人上千前年的努力，化为乌有。还有中南半岛，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问题。
无论什么时代，文化的输出能力和速度，远不如宗教。毕竟文化的目标是上层，而宗教的目标是下层。
完全统治了下层，才是真正完成了规化。
当然新建一个让本土和外人都接收的宗教，并不容易，而且还要防止国家宗教化。所以新的宗教只能从道家和儒家往外延伸。
但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这二教针对的都是上层人物，对下层人物针对性不大。而且二教还有一个重大缺陷，重现在，轻未来，没有什么天堂、极乐世界等忽悠能力。
或者说个人在不用努力，不用奋斗，只需要通过信仰，便可以实现的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这一条实现的越容易，宗教传播起来越快速。
譬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黄明远虽然学贯古今，但还真没有那种先知能力。只得联合无数的学者，一步步地构建、完善儒教理论，让个人、家国，现在、未来，能用通俗易懂可接受的方式，融入其中。
这是一场不亚于统一天下，建立大明的大功绩。
也幸得有黄维扬这个好儿子，黄明远才有精力去完成这个大业。
安康二十五年（642年），黄明远满六十周岁，到了这个年龄，黄明远已经有心禅位给儿子了。
一方面黄明远的身体、越发不如从前，毕竟早年受的伤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开始在黄明远的身上体现。黄明远不是铁人，也无法战胜时间。
而另一方面，黄明远担心自己成为刘彻、萧衍、李隆基、康熙、乾隆那样的皇帝，年纪越大，人越昏庸，以至于到了晚年，不能善始善终。
权利是杯毒药，权利越大，毒性越深。他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你的理智。天子没了命，倒不是什么大事，更可怕的是，没了理智。
禅位的事情黄明远没跟任何人说，一直在酝酿着，直到安康二十五年秋天的庐江大案爆发。
庐江一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庐江郡太守赵士达侵占郡内腴田数十顷，被合肥县令闵文器告发，于是黄维扬派遣刑部郎中长孙无忌前往庐江郡探查此案。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人意料。
长孙无忌见到赵士达之后，赵士达拿出一纸供状，将自己的罪行交代的一清二楚，其中涉及许多权贵，甚至包括皇太子黄维扬。
赵士达是黄维扬的旧部，当年跟着黄明远征林士弘、萧梁，也是左领卫的老人了。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粮田，然后大肆贿赂太子身边的之人，为他保驾护航。
长孙无忌虽然知道太子不可能受贿，但身边的人一旦牵连出来，必然是一场大风波。为了防止横生波折，使得赵士达像疯狗一样乱咬，他只得准备先将此事化小，然后再想办法除掉赵士达。
长孙无忌以“告发不实”为由，保下了赵士达。
虽然很多人觉得不妥，但长孙无忌毕竟是皇太子的舅兄，也没人敢反对。
这时赵士达不仅不偃旗息鼓，蛰伏待机，反而觉得有了靠山，于是他反手以“谋反罪”为由，将闵文器拿获，又屈打成招。
一个贪腐案成了谋反案，朝堂上下自不能轻视。这种官员谋反的案子，地方是没有资格审的，需要直接送到附近的东京江宁府，由留守司处置。
长孙无忌也没想到赵士达如此胆大和无脑，这件事若是到了东京，麻烦就大了。东京留守司可不会替他遮掩，到时候不仅赵士达难道一死，他也要被牵连。
虽然长孙无忌恨死了赵士达，恨不得砍了他的脑袋，可是此事他却不能不继续帮着善后。
于是长孙无忌秘密写信向东京副留守陈克敌去信求助。
为了能打动陈克敌，长孙无忌故意渲染太子黄维扬与此案的关系，甚至言江都元公主也与此事有牵连。
这倒不是长孙无忌胡扯，赵士达的供状中指认往公主府送过礼。
陈克敌收到长孙无忌的密信，大骂长孙无忌昏了脑袋。一个贪官，直接查处惩办了便是，如何会牵连到皇太子。可让他一弄，本来没牵连的事，也变成有牵连了。
皇太子的舅兄为赵士达徇私，谁敢说不是皇太子指使的？皇太子没有收受贿赂，又如何会指使下属保全一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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