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形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个论断, 同样适用于康熙治下的大清。
虽然明知封建制度导致的根源性落后在所难免, 但是身处这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曲绝唱之中, 绣瑜依然很难不为其所体现出来的大国气度所感——自从顺治入关以来, 虽然狼烟四起, 烽火连天大半个世纪, 但是自从康熙元年郑成功暴病身亡，清廷已经有四十余年的时间，没在对外战争中打过败仗了。
四十年, 也就是说，自大阿哥胤禔以下的所有皇子，皆是在清军不败的神话中长大。尤其是胤祥胤祯兄弟二人成长于康熙三征准噶尔后、大清军威极盛之时, 从康熙二十七到三十五年, 皇阿玛力克噶尔丹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睡前故事。
这种自幼沉淀在骨子里的自信, 表现为一种忙而不乱的氛围。这些天康熙虽然百事缠身, 胤禛虽然忙着跟各地漕运、陆运、驿站的官员打擂台, 十四天天跟晋安开会到深夜, 就差搬到乌雅家住着了。然而中枢机构的运行紊然有序, 一场调动十万兵马的大战，就像春耕秋收、南巡北猎的寻常事务一般, 轻松写意地被处理掉了。
绣瑜总记得十四好像会出征打西藏，还担忧了好长时间, 到处搜罗抗高原反应的药。
然而十四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张口就说“只要能随军, 愿为帐下小卒”的愣头青了——现实是以他的身份，不管担任何种职务，都是敌我双方的焦点人物。君不见，打个苗疆，康熙还弄了五万兵马保护他。藏区运粮不便，每一点兵力都要用到刀刃上，他若去了，晋安还得分神来保护他。
十四郁闷了两天，又打起精神来投入备战事宜之中。
康熙发现了小儿子的成长，欣慰地捋捋胡子，转头塞了无数珍宝和女人到他府里，以示嘉奖和期许。
又因为十四一直后悔当年跟胤祥闹别扭，建王府的时候中间隔了两户人家，来往不比四哥六哥家里方便。这回恰好住他隔壁那镶白旗的副都统犯了事，被罚没家产。康熙一高兴，就把隔壁两处宅子也赏了他，推平做花园也好，加盖成别院也好，由得他去折腾。
然而这样一来，王府的面积就远远超过了十四贝子爵位的规制，甚至比亲王府都大了许多。
这种公然逾制的行为，引得御史们纷纷上书。皇帝私底下跟绣瑜抱怨：“哪个阿哥家里还没两个别院了？大敌当前，这群酸文人还盯着一处房子不放！”被激起逆反心理的皇帝，干脆全部留中不发。
这下墙头草们又自以为读懂了皇帝的心意——把王府扩建得比亲王府都大，说明皇帝觉得亲王的规制尚且委屈了小儿子。什么身份比亲王还大？那不就只有太子了吗？
在这种潜意识下，军备的进展一日千里。要军粮？给给给，两万担太少，五万要不要？要修路？四川一地的民夫太少，要不把我们贵州、云南的民夫也叫上？更有无数的旧部亲信，扒着晋安的大腿苦苦哀求：“将军，调我去吧！”
“调我们陕西的兵吧！”
“放屁，分明该调我们归化的兵！”
相比于乌雅家的门庭若市，入藏的前锋军大将额伦特府上就要冷落萧疏许多了。额伦特自恃世家出身，常常引以为傲，如今看着乌雅家如日中天，根基资历远不如自己的晋安却隐隐有朝中武将第一人之态，心中已经先添了两分不平。
又兼额伦特自己虽然身任湖广总督之职，却不屑于大肆敛财、鱼肉百姓，这回谋取带兵进藏之职，在朝中上下打点花去了白银数万，难免心下惴惴。
后来晋安在天福楼设宴，宴请一众同僚下属，席间对他颇为敬重，待以高位、以兄称之。额伦特心里那口气这才消散许多。
一回到家，他治下湖广总商会的人却送来几张盖着花押的巨额银票，言谈之中很是吹捧：“大人征战沙场，为国尽忠，我们孝敬点银子算得了什么？”
额伦特心中满意，面上却不动声色：“听说你们湖广商会的会长沈百万，跟九爷府上的长史结着亲家啊！”
来人一脸谦卑坦诚的笑容：“大人果然耳聪目明。但是这银子的确清清白白，并无任何附带条件。若能解了您的后顾之忧，一来荡平西疆，二来不让乌雅晋安专美于前，几万银子又能算得了什么？”
额伦特闻弦知雅，露出淡淡的笑容：“难为你们有这份心，那本官就笑纳了。”
送走那商会之人，管家不由大急：“您不是说皇上最看重十四爷，属意他做太子吗？”
额伦特不以为然：“你懂什么？我们再怎么巴结，能比得过人家的亲舅舅吗？私情拼不过，只能比公事——要是我这回西征立下不世之功，将来才有在人家面前说话的底气。来呀，把这银子分给底下的副将参将们，告诉他们，这只是小头，等到光复拉萨那天，不仅布达拉宫里的东西全是他们的，爷还重重有赏！”
三月初，大军开拔，六月初抵达青海，大军分兵。晋安率中军驻扎青海，分四路堵死准噶尔增援拉萨的途径。鄂伦特则率领三万前锋军深入藏区，准备按十四的规划，诱敌深入，跟晋安的中军合而围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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