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河北人民有条件种稻，却不种稻的的现实，朱皇帝一开始也是颇为惊讶。据他所知，水稻的产量可比小麦之类的东西高多了。
与徐光启聊过，翻看了一些旧档案之后，他才明白，这个事原因还真有点复杂。
在畿辅之地开发水利，乃至种稻的呼声，从很早之前就有了，不少有识之士都希望减少京师对东南漕粮依赖。毕竟从江南运一石粮食到北方，路上就要消耗不少，能在北直隶种田，对国家无疑有大大的好处。
不过穷得很的大明朝廷，当然不肯花钱把田开出来卖给士绅做一锤子买卖，一开始准备搞的都是军屯或者官田模式。北方士绅们当然清楚军屯官田从长期看，必定都是搞不好的，这些新开的田地最终必然被权贵占据。到了那时朝廷发现屯田收入也没有了，漕粮又减少了，最后必然要加他们的税，所以都强烈反对这个事，每一次都把朝廷准备在北直隶开发水利的事给搅黄。
不止如此，由于京师庞大的脱产人口存在，对燃料的需求极大，京师多年的消耗早就把北直隶许多山头都砍秃了，这会北直森林覆盖率还不如开发力度极高的近现代，柴薪在当下并不便宜，一片荒地不怎么打理就能有不错的收益，所以北直不少荒地都被宦官和勋戚们圈占。要动他们的地，他们当然强烈反对。
徐光启就对这个事尤为忌惮，只说了在北直搞屯田为西北人所忌，当时甚至不肯多谈。
除开来自官僚权贵的阻力之外，北方在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大量南迁，进入明代后又有了修建长城等大型国防工程的影响，使得北方人民背负上了沉重的劳役，再加上黄河洪水泛滥，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造成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严重下降，到了当下这会已经是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下的很多士大夫都认为，北方人文化水平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精神萎靡，性情懒惰。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
“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劳。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习，卒而驱之，宜有未从者。然彼之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则一亩之入，倍于数亩，而旱潦可以无忧。”
那会他随便翻了翻一些资料，就发现，大明士大夫几乎是众口一词，愤恨不已地在指责北方人懒惰苟且，拙笨愚昧，顽冥不化。在翻阅资料的时候，他还发现这类声音在另一时空的清代都没有完全消失。
倒是能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徐光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直接就对皇帝讲明了原因：“北方人治田，只是有田者安于故习，租佃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啊！北人劳苦不下南人，淡泊过之而已。”
原来不是佃农懒，而是地主安于故习。地主不改变，佃户当然也没资本去改变。
据朱皇帝最近一段时间从基层方面了解的情况看，南方的士绅里，想尽一切办法大修水利的比例很高，朝廷不修他们自己出资也要修。而北方士绅，大部分都对兴修水利漠不关心，朝廷不修他们大多也不管，大部分人完全是得过且过。
如果是临近黄河洪涝灾害频繁区域还好说，毕竟那些地区水旱无常，投资风险太大，可以理解。可就是没有洪涝灾害的地方，那些士绅地主也对修水利没有兴趣，对田地出产漠不关心。
对于这种现状，朱皇帝认为原因也很简单。
由于长期战乱，精华人口南迁，还被辽金蒙元持续统治北地数百年，不免让北方地区人民的各项素质都大幅度下降。
落后民族汉化的同时，汉族的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朱皇帝看来，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存在自身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近代没能跟上西方是大概率事件，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蛮族，但这不代表蛮族入侵对国家有好处，为落后民族洗地的那帮人不是蠢就是坏。
对于北方的这种现状，朱皇帝当然十分忧心。大明北方士绅地主相对南方更加反动落后的现实，无疑是加重了小冰河期旱灾造成的损失。
在近段时间朱皇帝一直希望找出清代粮食总产量增长的原因，以解决当下的粮食问题，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专业论文，最终不止对清代粮食产量增长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对如何解决北方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路。
相比大明，另一时空清代，由于采取了联蒙治汉的国策，北方面临的军事压力不大，并没有什么经常性的国防工程修建，北方也没有那么多的藩王要养，初期又有了雍正的一系列的改革，人民各种负担都比大明小得多，生产积极性要比大明高不少。
除此之外，另一时空清代无论南北，精耕细作的程度都是进一步加深，整体上复种指数大大提高，所养活的人口是靠主粮产量提升解决的。
就拿北方来说，我大清养活增长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所依靠的是冬小麦播种面积的大幅扩大，复种指数提高，两年三熟轮作制度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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