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灭国，对大明内部的野心份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特别是在贵州土司叛乱地区，更是造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
当那些叛乱土官得知明军在辽东取得空前大捷之后，与安邦彦联合叛乱的土官大部分都选择了立即下山投降。
这些土官的投降终于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秦良玉就从投降土官那里获得情报，迅速出动了上万兵力，对大定府一处山林进行了围剿。这次围剿终于是让秦良玉逮住了安邦彦这个头号叛乱分子。
上万石柱兵在围剿中生擒了安邦彦，并且歼灭了五千余名叛军。安邦彦被擒，其他还在负隅顽抗的土官纷纷投降，乞求朝廷恩赦。
贵州土司叛乱随着安邦彦被生擒，叛乱土官的全免投降而落下了帷幕，而被生擒的安邦彦则被押送进京，将举行献虏仪式。
当贵州这边的大捷再次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那些野心家已经彻底被震慑住了，纷纷按捺下蠢蠢欲动的造反之心，开始观望局势。
这个时代的人们，实际上精明的人不少。而且这个时代的军事技术还没有淘汰冷兵器，民间造反的成功率远不是后世那种近似于零。所以很多人看到明王朝走向衰弱，产生造反的心思也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手上有军事力量的土司等等群体来说，更是有直接发动叛乱的机会。
接连的大捷之后，自然就是论功行赏的阶段了。
此次收复辽东，战功最大的自然是中央军。虽然辽东军酱油了一些，但也是出了力的，否则明军没有那么大的声势，所以改赏的还是要赏的。
孙承宗年纪也比较大了，再给皇帝打几年工就要退休的年纪了。朱由校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决定给孙承宗封个伯爵。
孙承宗此时官居一品，外加太师太傅的衔头，按照正常的封赏规格来说，实在是赏无可赏，在他退休钱封个伯爵，也差不多。
袁可立坐镇登莱，为东江镇、金洲镇稳定奠定海路基础，同样也有大功，袁可立就更没有几年了，因此朱由校同样决定给袁可立也封个伯爵。
孙传庭封赏起来则比较容易，直接封个太保，官居一品就行了。孙传庭这才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小京官变成了一品大员，其升官速度简直前所未有，这样的赏赐已经很够分量了。
下面的武官也各有封赏，毛文龙突袭建奴后方有功，晋升少将军衔，中央军一大群军官同样晋升为少将军衔。
辽东军的赵率教等人，则晋升为上尉军衔。
新军衔制定后，都给得比较低，才显得珍贵。
但是在具体的赏赐上朱由校却没有吝啬，最大的赏赐就是土地，孙承宗赏赐、袁可立皆赏土地万亩，孙传庭赏赐土地八千亩。毛文龙，以及中央军嫡系的高层将领皆赏赐土地六千亩。辽东军各个总兵，赏赐土地四千亩。
各层军官皆有赏赐，从三千亩到三百亩不等。
光是军官方面的封赏，朱由校就直接赏出了六百万亩土地。
此次收复辽东，实际上就是明王朝裁剪军费的好机会，因此朱由校赏赐起来绝不吝啬。
很快就确定辽东军普通士兵的赏赐规格，一律赏赐土地八十亩，又是上千万亩土地赏赐了出去。
相比之下，中央军的赏赐就要高得多，直接每名普通士兵赏赐土地一百亩，外加首级方面折算的军功。如此一来，有些普通士兵能得到的耕地面积达甚至达到了两三百亩，绝对就是一个小地主了。
如此一番赏赐下去，收复辽东后所获得的六千万亩土地，就被赏赐出了将近四千万亩。
剩下的两千万亩当中，辽河防线以西原本就有上千万亩土地有辽民耕种，皇家财团所获取的土地也就剩下了一千万亩左右。
不过这并不要紧，矿产、林区等资源显然是更大的肥肉。
当赏赐颁布下去的时候，全军沸腾了。皇帝实在太大方了，有了这些土地，这意味着他们日后都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很快圣旨不断发出宫门，各种赏赐纷纷确定了下去。
孙承宗封定辽伯、袁可立封兴海伯，世袭三代，则另朝野轰动。文官封爵这在明代仅有两人，其中一个就是王阳明，封为新建伯。
而就在赏赐方案公布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出台了《兵役法》、《预备役动员法》两部法案。
《兵役法》规定，但凡大明子民，年满十七岁的男子皆有义务服兵役，服役期限五年，五年后可退伍转入预备役，可由朝廷帮助其转业。入伍期间，家人拥有土地三百亩亩以下皆可免除农业税。
《预备役动员法》则是用于动员预备役军人的法案，只要朝廷发出动员令，无不可抗拒因素皆需响应征召。
《兵役法》提出的义务兵制度，实际上就是朱由校要开始裁减职业兵的规模了，以及为裁撤九边做准备。
《兵役法》出台后，朱由校随即下令从各省征召二十万义务兵，接着下令裁撤辽东镇。
圣旨发往辽东镇的时候，辽东镇所有将领都是为之一惊。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非鸟尽弹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过皇权之下，却无人胆敢违命。
“皇上的旨意诸位无需过度揣测，之以裁撤辽东镇，主要是辽东镇官兵不符合新军的标准。辽东镇裁撤之后，诸位都将调入皇家军校进修班学习新军兵事，毕业之后自可重新领军。”孙承宗对辽东镇诸位将领安抚道，随即说道：“若是不愿继续领兵，也可以申请退伍，根据《兵役法》，军官退伍之后，朝廷还会每年向诸位发放退伍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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