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平价粮政策，每年复核一次。家庭收入已经脱贫的群体，将不再享有平价粮配额。因为户籍的改革，让平价粮的发放比较准确。所以平价粮的价格再度降低，过去是每石平价粮的价格1两白银，相当于是1.2元。如今价格则下降到了1元。而正常的粮价，则是1.8元。
相当于享有平价粮政策的低收入群体，一户六口之家每个月消耗一石粮食来算，每个月可以省下0.8元。省下来的这0.8元，不论是拿去租房子住，还是拿来买衣服什么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购买力了，正常生活就有所保障了。
粮食显然是当前普通民众最大的支出项目，平价粮显然能让底层百姓日子好过不少。
除了平价粮的政策，还有低保户政策，也开始在北直隶施行。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孤儿等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朱由校也都陆续做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政策。
这一系列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先保障饿不死人，不会有因为吃饭问题走上绝路。
但是要说发家致富，那显然还差得远。就算是皇家资本给正式工开出的工资都很低，每个月三元的工资，比以前是多了。实际上这收入依旧低得很，人口红利明显非常惊人。皇家资本旗下的各个公司尽管有住房福利，但房子值几个钱？
这年头朝廷没有收取高额的土地税收，郊外那么多的土地，随便都能盖。一户七八个人的家庭，只要平时勤快一些，努力个几年，盖个砖墙结构的四合院问题不大。这种一层的建筑，又不像富贵人家那样要雕廊画栋，成本又能高到哪里去？
所以住房福利并不算什么高额支出，医疗成本也不高，中医的成本主要是诊金，药费看怎么开，贵有贵的药材，也有便宜的药材，疗效一般没有多少差距。这年头的中医，总不可能像后世医院的中医那样，随便一个上火，就开出十几种清凉降火的药材，怎么贵怎么开。
大明这么多的人口，庞大的人口红利平时跑到哪里去了呢？
农业生产显然用不上那么多人，工人阶级平时除了生产各种商品外，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建设活动，实际上就是给富人修房子、园林，以及打造各种家具。
反正权贵阶级，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穷奢极欲的不在少数。
大量的劳动力被用在了个人享受的建设活动上，人口红利被权贵阶级大量压榨，变成他们享受的工具。
钱并没有用在社会发展之上，更没有用在普通百姓身上。以至于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如今北直隶经过朱由校这么一番收刮，以及各种发展性的建设活动，情况正在好转。
因为平价粮开始采取配额制，政令公布之后，北直隶各地城镇的黑户，纷纷跑去民政局登记户籍。
整个北直隶，各地最忙的衙门，就属这刚成立的民政局了。
经过一番统计过后，得出了一个让朱由校瞠目结舌的人口数据，仅北直隶就有人口150万人。
这样的数据统计上来，朱由校顿时吸了口冷气。1500万啊！一个河北如此多人。那全国各省算下来，会有多少人？
人多则资源不足，资源不足则会动乱。
太平盛世，大概三十年人口就会翻倍，如果是流行早婚的地区，二十年就能增长一倍，历史上大明国祚270余年，期间出现了多次盛世，例如刚过去的‘万历之治’，也是一个极为繁荣的盛世。
西方人有一个‘人口陷阱’理论，即人口一旦增长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承受范围，就会产生动荡。
而在清代太平天国期间，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于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人们的情理所能接受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是“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而他的家乡徽州人有“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陋习，“故二十年即加一倍”。“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殆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
还认为因为“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
汪士铎这种认识，在朱由校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解决方法却是错误的。
毕竟眼界不同，朱由校穿越前的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七十亿了，照样养得活。女人多的认识，说对也对，说错也错。起码在朱由校看来，女人是一种紧缺的社会资源。如果缺少的话，必然很多男人打光棍，虽然对控制人口比较有效果，但是社会问题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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