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防军的将领们采用强硬的态度与语言来促进会议进程外，国防军系统的政治顾问吴佩孚、李济深、梁漱溟、张澜、陈叔通等人，也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不断地向与会代表“兜售”国防军的主张。
后世的历史，对民国的很多人物都有误读，在定性上有简单化与“脸谱化”倾向。事实上，能在历史上留下不菲名声的，没有一个人是笨蛋，要说审时度势，要说明辨是非，这些历史人物并不比后世的人差。因为，民国历史上的这些知识界人士，大多都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自己成熟的宇宙观，轻易不被什么党派主张所左右。而且，这个时代的知识界人士，还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与风骨。
国防军军事上的强大，迎合了这些知识界骨子里的汉唐遗梦，国防军政治上的宽容与思想的包容让他们想起了百家并存的春秋时代，而国防军治理区域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环境的治理，又让他们看到了一些“天下大同”的影子。
特别是梁漱溟、陈澜、陈叔通等人，本就是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开化之人，他们进入闽省之后，竟然在“福建红军大学”里看到了专业性很强的国文学院，这种与1919年之后各地打倒“孔家店”，完全向新学一边倒完全不一样的情形，让他们倍感欣喜。
因此，在他们的意识里，闽、粤两省是民国难得一见的“善政”，即便国防军不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他们也会向他们曾经的同事、好友以及社会贤达推荐闽、粤两省的主张的。
总之，盛世才的毙命让南京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加快了进程，原来要讨论几天的时间，现在一天或两天时间就能基本达成共识，终于在8月1日这天完成了预备会议的所有讨论事项。
预备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第一，确认了自孙先生以来，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第二，确认了1927年以来，中国国民党在现任党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巨大成就。
第三，确认了在新的形势之下，必须对现有中央及地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
第四，确认了中国未来政治新体制的基本架构：总统领导的立法、行政、司法、监督四权并立的政治格局。其中，总统为“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为全国最高领导人；最高立法权由“中央议院”行使，最高行政权由“中华民国政务院”行使，最高司法权为“中华民国最高法院”行使；监督权为“中华民国最高监察院行使”。
第五，推荐选举了“中华民国中央议院”议员，根据协商和统筹考虑，共选举推荐了165名“中央议员”，其中约100名是按照人口比例500万人选举1人的方式推选而出；约35名是会议推举的各界社会贤达；约30名是现有国民党中央立法院的专家以及国防军系统单独推荐的人选。
第六，会议确立了议员的工作职责、范围及薪酬标准。中央议院议长，其薪酬等同于副总统、政务院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监察院监察长。普通议员的薪酬等同于各省省长。中央议院议员不得担任任何行政实职。
第七，确认了总统权限：1、统帅全国，对外代表中华民国；2、统帅三军，决定战争或和平；3、提出政务院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监察院监察长人选，供“中央议院”选举产生，且候选人不得低于2个；4、总统任何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之决定，后需“中央议院”批准方才有效；5、总统由“中央议院”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
预备会议决定休会10天，然后再召开正式政治会议。
这10天，是供给总统候选人准备竞选材料的10天。武爱华，当仁不让地自荐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有些有想法的代表，譬如汪精卫之流，看到武爱华自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只得放弃竞选总统的打算。
预备会议达成各项协议并取得圆满成功，像一场暴风雨一般迅速笼罩中国国土上的各派政治势力。并由此掀起了一股更大的风暴！
位居西北以及占领了江西全境的GCD，也迎来了他们最为艰难的时间。当周NL等人将会议文件全数发到陕北之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与碰撞，一些从苏俄留学回来的高层，他们以苏俄的指示为最高圭臬，恶毒地攻击政治会议取得的成就，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新的阴谋，新的扩张，要坚决反对；而具有民族情怀的一些高层，则高瞻远瞩地注意到，政治会议即将要解决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未来几年几十年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决定与南京政治会议合作。于是，本土派与苏俄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裂！
苏俄派奉行斯D林的独裁与铁腕手段，他们突然发难，控制了本土派的主要领袖，发表政治申明，要与南京政治会议斗争到底！
“风情局”在陕北的情报员及时捕捉到了陕北的异动，当武爱华看到后世的他一向比较敬重的领导人遭到软禁之时，连竞选材料都交给陈济棠等人打理，立即发表申明，谴责苏俄派的法西斯暴行，并带领武卫营和闪电部队第2总队乘坐国防军空军运输机向陕北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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