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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决定和帝国主义的列强合作,从背后捅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刀,段祺瑞等出身于底层的高级将领有一些人不理解。因为在他们和一些知识分子眼中,布尔什维克代表穷苦的老百姓,是代表俄国人民的,值得同情,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还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呼吁中国政府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出志愿军抗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此时中国已经开放了报禁,宋骁飞不好再用查封报馆的方式来平息这场争论,为了解决国内和党内这些人的思想混乱,就下令商务部出版社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译本印发给他们,《乌合之众》从1895年出版后,就一版再版,风靡世界。在这本书中,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作背景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通过革命中种种行为的分析发现,即使一个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他们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识形态鼓惑的群体,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而且他们在一种“历史使命感”感召下,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
十天后,宋骁飞在中央。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上说:“理解了乌合之众的心理基础,我们就能理解布尔什维克最近在俄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能更加坚定我们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能防止我们的社会变质,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所以。我建议全国的报纸组织讨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现在我们可以先讨论,通过一个决议。”
严复站起来问:“那何为乌合之众?”
宋骁飞说:“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并不会因为聚集就变成群氓或乌合之众,比如传统节日的聚会、交易商品的集市、比如协作劳动的集体。也不是所有的集会都使人丧失个性而成为乌合之众,比如科学家参与科学会议,他们是以独立的个人参加的群体。讲演者陈述自己的观点不是表演自己或蛊惑人相信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而是要使听众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课堂也是一样,老师以讲解引发学生思考。俄国的革命者以破坏标榜勇敢。于是人群的破坏勇气互相激励,破坏秩序、破坏文明、破坏生命,破坏之外还是破坏;‘真理‘以口号的形式被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也把他们连成一体。口号里的真理除了真理的发声外。与真理的内涵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人,就是我说的乌合之众。”
开始讨论之后,梁启超站起来第一个发言:“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比尔曾说:‘我们必须从崇拜上帝转变到崇拜人民;或者说,人民就是雅各宾党人的上帝。’可历史所表现出的又是如此激烈地悖论,正是崇拜人民的雅各宾党人,疯狂地屠杀人民,是否雅各宾党人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呢?绝对不是。从他们遗存的言行记录来分析,他们的信仰崇拜人民。是十分坚定虔诚的。何以解释他们的恐怖主义的大屠杀呢?在大革命发生时,雅各宾党人的意识形态认为那些被屠杀者不属于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他们必须屠杀这些敌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是一样的。”
宋骁飞说:“正常人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个人是否应被惩罚。是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而绝不是财产的多少或有无。而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则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判定被惩罚——杀戮的对象。像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比尔,还有列宁,作为个人来说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其它革命党人也不是野蛮分子,可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干出了比犯罪集团更重大的罪恶?人民以及人民主权、人民意志、人民利益,这些词只是他们头脑里的理想性概念,并不与现实中的个人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他们以伟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独裁的资格,作为自信为人民主权的代表,自信具有指认谁是人民的敌人的火眼金睛。”
段祺瑞问:“那人民真的能理解布尔什维克说什么吗?”
宋骁飞说:“像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团体是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如果你询问那些参加运动、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民众,他们究竟对启蒙思想知道什么,他们很多人,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分析起来尽管复杂,但在大众中只是很简单的口号式观念,这种观念的暗示性表现为诅咒:国王和贵族该死,杀了他们之后我们大家做国家的主人。穷人消灭了富人,变成国家的主人。布尔什维克反复宣传,穷人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富人的盘剥,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把富人们杀灭,然后把他们的财产瓜分给我们大家,从此之后我们就能到达天堂。这种累积的心理比反犹主义心理累积的历史还古老,许多人就误以为底层民众的无知和愚昧具有值得崇拜的神圣力量,甚至直觉到在罢工的人群中隐藏着新世界的曙光,从合理的要求过渡到不合理的破坏,和街头的争吵发展到野蛮的斗殴一样,地主和资本家可以被疯狂的群体无故打死。其实,只有在狂暴革命造成巨大灾难之后,人们才能体会到,社会的所有人成为富人既然不可能,贫富差距的社会就远比普遍贫穷的社会更容易忍受,最简单的例子。乞丐或逃荒者在前者的社会不容易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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