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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沙俄政府和社会,犹如套在四匹疯狂的马上的马车,这四匹马代表了四股政治社会力量,一股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代表的沙俄**政府,一股是代表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派,一股是中立的地方自治党派,还有一种力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四匹脱了缰的野马,各自像疯了似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一匹马想原地不动,一匹马向右拉,一匹想走中间路线,还有一匹马像左拉,就快要把俄国这辆破旧的马车拉散架。
十九世纪的百年间,沙俄农奴制的崩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在发展的道路上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样,曾有过许多次机会,进行和平宪法和法律改革,但是,崇尚暴力血腥的党派没有等待改革的耐心,冒进和激进分子对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刺杀,以及一些对政府高级官员的刺杀,阻断了改革的进程,最终使得沙俄当局也在血腥镇压中迷失了方向。
最先得到发展壮大的力量是俄罗斯各地地方自治机构,主要得到了商人和开明的贵族的支持,早在亚历山大二世时,就取得了一些特权,比如,各省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可以在私人住宅里召开会议,还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 开、出版自由。但是当他们要求进一步扩大自治的权力时,遭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果断拒绝,尼古拉二世在批复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代表要求参与内政事物管理时曾说了一段闻名全国的话:“我将像我已故的父亲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制度的原则基础”。
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西皮亚金,按照他对皇帝的忠诚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大力强化了沙俄的官僚制度。直到1902年4月。他被革命恐怖主义分子暗杀身亡。之后,狡猾专断的普列维接了西皮亚金的班,又把这条路线推行了两年,结果他也被暗杀身亡。擅长权术的维特上台后。给尼古拉二世写呈文说:“地方自治的体制和**制度水火不容。”
在沙俄军队被中国打败后。俄国人把丢失远东的责任推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圣彼得堡工人起义被沙皇当局血腥镇压后,社会大众对沙俄政府失去了信心。昏庸的地方当局官员贪污**,管理混乱不堪,肆意妄为。加上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使得沙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学生也被布尔什维克煽动起来。到广场去游行示威。
在1904年,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派和地方自治的少数派组成了解放同盟,提出“打倒沙皇**制度”的纲领。其中,领导地方自治的是莫斯科省地方自治的主席希波夫,他也是全俄地方自治机构公认的领袖人物。他们认为这个纲领可以团结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广大人民群众,觉得他们最渴望的也是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这个口号既没有吸引住农民,也没吸引住工人。倒是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在莫斯科受到广泛传播。到1905年春。希波夫不得不辞去“解放同盟”的领导职务。列宁开始领导“解放同盟”,鼓动暴力革命。
解放同盟的口号被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当年2月5日,莫斯科省省长阿列克谢.阿列克山的洛维奇大公被革命者成功暗杀。莫斯科一片混乱,很多大学里面。甚至张贴了武装起义的宣传招贴画。
列宁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布尔什维克号召莫斯科的工人搞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四处发表演说:“人民的事业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工人阶级必须手握武器,向沙皇政府低头就是犯罪。俄罗斯全体公民们!要牢牢地捍卫不被蹂躏的权利!在人民统一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面前,任何力量都站不住脚。”
1905年初秋,解放同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农场里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如何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在会上,各派政治势力对于革命的手段意见不一,进行激烈的争吵。
列宁说:“新世界的诞生,少不了折磨与鲜血,要压制混乱局面,就需要一个强大而残酷的政权。我们必须立即组织工人罢工,领导暴动,在震惊世界中重塑世界!”
但立宪民主党派的领袖维纳维尔和格列杰斯库尔表示反对。他们希望人民消极抵制,通过和平集会的方式逼迫沙皇让步。他们说:“一个崇尚着暴力与恐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暴虐的社会,必定会是一个蔑视生命的社会,也是一个会无视人类尊严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爱,有的只是仇恨,有的只是暴力。它以暴力取得一切,必定也会死于暴力之中。我们的行动必须不违背宪法和法律。”
对此,布尔什维克的另一位领导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托洛茨基讽刺地回应:“那我们就再回到圣彼得堡去,让沙皇的秘密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再把我们血腥屠杀一遍。”
而地方自治的领导人穆罗姆采夫则没有表态。最终,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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