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京报》的文艺副刊上,因为鲁迅本来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时对热心传统文化的学者开炮,而且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纷纷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革除鲁迅的公职。这事甚至闹到了教育总长严复那里,但因为鲁迅是宋骁飞总统钦点的教育部佥事。加之严复认为鲁迅文章的观点是在强调中国历史上民众没有人权,并没有在意。
鲁迅接着在《京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是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学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义,我们习惯于批判,认为这等同于我们所讲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图。这种认识就比较肤浅了,只看到“形”。实际上,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即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不理会这些行为的本身,如善意的谎言)基础上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代表人物是边沁,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他明确系统地表达了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将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最终提出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学说。可见,功利主义是理性的,我们用非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只会得到一些浅薄的结论。可惜的是,现在连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者的诘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诞。
比如有些学者反对言论自由。常用的逻辑是:“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或者“你们的言论也是不自由的”,只差没有跳起来说“我们比你们更自由了”。全然忘了当初**教导的“请看事实”。这样的逻辑好比邻居说你家姑娘丑,你反驳说,“没有绝对的丑”或者“你家的姑娘也丑”。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传统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关。我们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精神,对精神指导实践则做得不够。这直接导致实用主义的泛滥。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很危险的。比如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做后盾,法律就可能成为**的工具。
现在,有些学者还抱有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在向我们学习,所以传统文化比现代文明优越”。抱着这种逻辑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学者有反思的传统。打个比喻,西方的学者是在反思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却躲在阴暗里质疑阳光的价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阳光下去。这就有点可笑了。
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因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
这个社会已经被贴上太多的标签:道德感崩塌,价值观沦丧,各种丑恶的行径横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随波逐流。很多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啦?那么你不妨先问问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道德感、价值观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社会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观点多元化了。这个社会不是价值观沦丧,而是个人价值观多元化了。把“混乱”换一个词,叫做多元化。
对每一个思考者来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方与西化的交流。姓资与姓社的争辩,防左与反右的徘徊,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产生着碰撞的火花。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意味着个体的自由。严格意义来讲,所谓的社会道德。社会价值观,都是个人道德,个体价值观的衍生,是“意识构建的产物”。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个人的领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记住,自由意味着责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着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你自己的个人价值,就是实现社会价值。对你自己尽责,也就是担负起社会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个人领域。社会怎样,其实跟你没关系。你依然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选择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你选择毁灭也好,沉沦也罢,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会拿来当借口。你不配,也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何况这社会还是个“柏拉图的洞穴”。
当然,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的尺度,诚信、礼义廉耻等。所以,在这个社会,坚守底线,每一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把人这个大写的字立起来,也就足够。 独裁者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恰恰是因为泯灭了人性。当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借口,当别人做什么都以为是怀有卑劣的目的,这样的人,其实已经没有道德底线,已经泯灭了人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重要大国,国民应该提高对正义的认识。对正义的认识并不复杂,顺从内心的第一感觉就可以了,因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以“人的尺度”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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