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袁世敦闹得不欢而散,宋骁飞和王士珍他们马不停蹄赶回开封。到了府衙,已是中午,河南巡抚李鹤年忧心忡忡来找宋骁飞:“大人,出大事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带着一群洋传教士到开封赈灾,跟谢家福等一帮乡绅起了冲突,被扭送到府衙来了,涉及到洋教的事情非同小可,下官不敢擅自作主,故来请示。”
宋骁飞一听,这洋教士来救灾,好事呀,怎么会跟乡绅们闹起来了呢?连忙问,李提摩太他们现在何处?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人情绪激动,要求传教士们必须马上离开河南,否则洋教士们就有生命危险。李提摩太等人也很固执,执意不肯离开河南,我怕他们在外面有危险,把他们暂时请到大牢里保护起来了。”
宋骁飞一听,大吃一惊道:“请到大牢里了?有这么保护的吗?洋教士好心来救灾,你却把他们关进大牢,这要传出去,洋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会酿成重大外交事故!此前已有太多教案,让中堂大人焦头烂额了!”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一百多位乡绅闹得很凶,下官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宋骁飞说:“赶紧带本官去大牢里接他们出来,这样才能显出我们的诚意。”
进到阴森灰暗的监牢里,宋骁飞见到一百来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他们被关在一个充满臭味的大牢里,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链,于是顺便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多犯人?”
李鹤年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到大户人家抢粮的,大灾之年,不得不严刑峻法维持治安。”
他们一直走到监牢最里面一间干净点的牢房,宋骁飞才见到李提摩太等洋教士,李提摩太站在大牢里,并没穿牧师的黑袍,而是穿了一件儒生最常穿的灰色长袍,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假辫子,他胸前挂了一个银色十字架,双手放在胸前,正在祈祷,宋骁飞抬手示意李鹤年等人停下脚步,安静下来,等李提摩太祈祷完了再进去。
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正靠信仰活着的。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很多是随列强的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但也有很多教士,怀着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上帝的使者,凭借其执着的精神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仁慈的善行来感化中国人,李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1869年,25岁的他就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老百姓,对这类真正的传教士难以理解,也不欢迎。基督教有一条教义,足以让中国人将所有传教士拒之门外: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中国的祖先崇拜毫无顾忌地抨击,认为只能有耶稣一个“天父”,但中国人敬奉祖先是融入到每个人血液里的传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不可能被任何文化改变。数典忘祖就是不孝,会被所有中国人唾弃!中国贫苦的农民,亲近教士,只是想从教士那得到一些医药和物质救助。而一些地主乡绅的儒家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将洋教士视为“无君无父”的“魔鬼”,这是谢家福等人跟李提摩太冲突的根本原因。
宋骁飞进入大牢后,用英语跟李提摩太解释这是一场误会,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李提摩太见宋骁飞还会说英语,大为惊讶,他用生硬的中国话给宋骁飞提了一个建议:“把灾区人们迁往满洲,那里谷物便宜,价格只有河南的十分之一。”
宋骁飞摇摇头,心想,满洲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清廷不可能把大批汉人迁去那里。不过,李提摩太的这条建议提醒了宋骁飞,一个大胆的主意在宋骁飞脑海中产生:把数百万灾民迁往朝鲜、越南、台湾、琉球等地开荒,这样一箭双雕,中国人多了,还可以更好控制这些地方,他准备找机会跟李鸿章说这建议,争取他的支持。
这次去狱中探望李提摩太,两人深入一聊,甚为投机,宋骁飞承诺说服谢家福等人,让传教士继续留在河南赈灾。
但宋骁飞没想到,谢家福等一百多个乡绅并不买他这个钦差特使的账,谢家福一甩长袍的袖子,义正言辞地说:“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成年人也就算了,但小孩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我这次出来赈灾,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讲究的是大义,为此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要我的项上人头可以,让洋教士在河南救灾,我必不许!”
谢家福的表态得到了在场乡绅的热烈支持,一位七旬老者程朱道:“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灾民,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如有传教士进入灾区,请大人务必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否则我等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让这些洋鬼子离开河南。”
谢家福这些乡绅后来在乡下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真有很多可怜的灾民,闭门饿死也不接受传教士送来的粮食,有激进的书院儒生竟然罢课,四处找传教士拼命,宋骁飞这才意识到,本地乡绅这股势力不可小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民族主义这头巨兽的能量,只得劝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离开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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