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做梦般地拿到了毕业证、学位证，终于吃过了散伙饭。我开开心心地打包、收行李、订好了回老家的火车票……
临行前的头一天晚上，大歪来了，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殷勤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咦，他不是一向只围着明兰转的吗？何时改了脾气？
于是，我立即又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对于大歪，我一向心情复杂，总觉得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好在，现在是在做梦嘛！
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我一放松，便开口说：“大歪，你知道吗？我暗恋了你好多年……你还记不记得……”毫无顾忌地告诉他，我如何从十四岁就开始暗恋他；如何憋着一口气，硬是跟他考到了同一所大学；如何打电话，希望能跟他一起结伴到北京，无奈他总是坐飞机……
我大概跟他说了有整整几个小时吧，最后才微笑着说：“人是多么怯懦的动物啊，大歪！如果不是做梦，我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把这些话说出来……”
他惊讶地看着我，小心地问：“梁湛……”
我一听到这两个字，心脏便止不住地一阵抽疼，却笑笑地告诉他：“他出差去了，要很久才回来。”
大歪用更加小心的语气问我：“你最近见过他？”
“是啊！”我说：“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然后，我又说了一句话：“昨晚你和明兰不是也在场的吗？怎么你不记得了？”
于是，当天晚上，在我准备离开母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终于被大歪送进了李教授的治疗室。
李教授替我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认我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真正把我当做病患。他没有给我任何药物，只是秘密把我送到了天津一个朋友开的疗养院，对外封锁了消息，然后，替我向斯坦福大学申请了一年休学。
大歪的父母来信，强烈要求他回家乡继承家业。而他，却因为我生病的缘故，留在了天津，进了一家电脑公司，做最基础的硬件维护工作。
我在疗养院里休息了很长很长时间，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不再费力去分辨什么是梦，什么是醒；也不再去考虑如何寻找父母、如何为了未来努力拼搏。
我开始跟着疗养院的园艺师学习种花，培植盆景；我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网球；我每天都蹲在疗养院的人工湖边仔细淘理沙滩，小心地一点一点把埋在沙里的小铁钉和小玻璃挖出来，避免扎伤游客；我开始在疗养院的餐厅里跟着大厨捡菜洗菜，练习刀法……
每个月，李教授都会来看我一次，问我一些天南海北、互不相关的问题，记下我的答复，看我新完成的盆景，让我烤蛋糕给他吃，然后离开。
大歪则成了疗养院的熟客。
他有空就过来陪我打网球，偶尔也请我看看电影、KK歌。我俩的网球搭档得异常默契，很快便打遍疗养院无敌手。
半年后，李教授开始陆续给我发来各种材料，让我翻译。
先是一些小故事，小案例，渐渐就变成了许多心理学资料，再往后，却变成了财经投资类的资料。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两个字——梁氏！
我不愿深究李教授这些步骤背后的含义，只是认真而专心致志地完成翻译。
关于梁氏的材料越来越多，我即便不刻意，也渐渐清楚地知道了梁氏半年来震动市场的各种重大投融资举措。终于有一天，李教授来看我，带给我一个材料，“梁氏RT投资项目立项批准书”。
这个计划，终于成功了么？
我的心，一瞬间刺痛无比，耳畔，淸清晰晰地响起那个雨夜，明兰回荡在空气中，狂乱而坚决的话。在暗色的应急灯光下，在瓢泼的大雨中，她盯着梁湛的背影，几乎是呼喊般，大声地说：“那个RT投资计划……我答应你了！我无论如何都会求父亲帮这个忙……”
深埋许久的画面翻涌上来，我抱着这份计划书，忍不住泪流满面。
李教授问我：“你现在能分清了吗？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
我点头，哽咽着说：“是，我能分清了！”
“那么好，现在，我们开始谈话……把你和梁湛交往的全部过程慢慢复述一遍……”
“是，老师！”我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小心地拉开记忆之闸，斟酌着，一字一句说：“我和梁湛，应该、应该是从大三那一次，在茶馆陪教授您做记录开始的吧……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真正地见到他……”
我知道心理治疗中，倾诉和宣泄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所以详细回答教授的每一个问题；我知道翻出很多埋藏的记忆就好比伤口上撒盐，但如果不能直面内心的伤口，那些伤口就不可能真正结痂；我知道治疗心伤最有效的药剂，不过是阳光雨露空气而已，掩藏的结果只能是慢慢腐烂……我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好的教授；也庆幸，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对着信赖的人说出来，不至于让自己一个人痛苦地面对、艰难地顶扛。
我一边回答教授的问题，一边开始思考整理，从头到尾，点点滴滴！
回思起来，很多东西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早已埋下伏笔。
比如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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