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保贵带着人开着船在杨柳她们坐的那艘船的航线上来回搜寻了好几遍，最终都是以失望告终。这是自然的事，出事时间都已经离他出海搜寻时间近一个多星期，出事地点哪还有什么痕迹留下？就是本来还活着的人也早就变成了鱼的养料了！
身心疲惫、了无生趣的常保贵让租来搜救妻儿的船把他送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就让船只自行离开，而他则去找他的友人。常保贵现在很为他当初的按排后悔。
常保贵托付在维多利亚港口接杨柳她们的人并不是华夏人，而是一个叫威利的美国商人。他在上海和香港都有洋行，和常保贵有生意上的来往。平时也算是走得比较近，双方也算是合作得比较愉快的生意伙伴。
常保贵当时的想法一是不想让杨柳被常氏族人利用，卷入家族的争斗，所以就没有把杨柳四母子去香港的事和已抵达香港的族人说，也没有托付他们接船和关照。二是香港这个地方，目前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是由英国人统治的！华夏人在香港的地位并不高，完全是一种附属！是二等公民！
在香港，最高贵的人种是英国人及其他外籍人士。这从此时的政治上来看，就可见一斑。此时香港政府的大大小小的行政职位都是由欧籍人士及其它外籍人士担任的。而港英政府各部门首长更是由外籍人士把持着。他们以华人工作效率低下，不够可靠为由拒绝聘用华人担任行政职员。
要知道，外籍人在香港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就在2.3%至3.3%之间，这外籍人主要指的是欧美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欧亚混血人。其余的97.7%至67.7%都是华夏人。
但从政治上来看，政府雇员、商人、职员、专业人士都是被外籍人所占据，而外籍人除了占据着政界、商界以及技术部门的重要职位外，最次的也在各类政府机构及商业机构中担当文员。
而在经济上，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商资本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其中最具实力的四大英资集团是：汇丰、渣打、怡和与太古。至于华夏的银行，根本没有在香港落脚。
从上可以看出，香港的政治、经济命脉都是掌控在外籍人的手里的。这就造就了他们在香港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而香港的华人最初大多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在这个华洋共处的社会里，外籍人和华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职业结构、收入水准和生活方式，因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
二次大战后，有些香港华商逐渐成为一个颇具经济实力的群体，但是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处于种族歧视的阴影下，而常保贵不但是个商人，而且也是个很有政治敏感的人，对目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更是了如指掌，自然香港的情况也早就向人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也是他托美国商人威利关照自家妻儿却没有让妻儿有事就去找威利的原因。虽然和威利接触这么久，知道威利不是一个对华人有岐视的人，但在香港那种大环境下，或多或少总会受到一些影响。
常保贵本来觉得在威利的帮助下，妻儿在香港找到一个环境相对好的落脚地方，小菊一家又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又几乎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换成了金条给她们带上了，而香港的华人社会地位虽然低下，但是那里的社会治安还是很不错的。到时杨柳带着三个儿子在香港生活应该会过得比较富裕和安定的。
但常保贵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柳她们所坐的船会遇到海盗，更没想到还连人连船都不见了踪影！心里的自责和懊悔及中年丧妻丧子的打击让他急剧的衰老。
当常保贵找到威利在香港岛位于半山区的豪宅时，已经近傍晚。威利见到常保贵时，根本没有认出这个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此时的常保贵，满头的白发，整个人消瘦不堪，一脸的颓废，满身的落魄，没有一点威利记忆中的那个保养得宜风度儒雅东方男人的痕迹。
“威利，你这有什么消息没？”常保贵一见到威利，就脸带急切的问道。
“没有消息！我让人在维多利港打听过，最近没有轮船和商船在海上救过人！”威利两手一滩，两肩一耸，脸带遗憾的说。
威利之所以没能得知‘莱昂号’不但经过杨柳她们所乘的轮船的航线，而且还救了近二十个华夏人到香港，是因为‘莱昂号’把货主的货在维多利亚码头卸一后，又立即装满了西洋货物，只不过这次的目的地却不是上海，而是印度。至于被‘莱昂号’救的那十多个人，在维多利亚港下船后，很快就找朋友的找朋友，找亲人的找亲人。象常谦和小翠这样实在没有人投靠的，也很快隐入了贫民区，努力的为生存而奔波着。所以没有人知道‘莱昂号’上下来的人里有十多个人是杨柳她们所乘的那艘轮船的幸存者。
“难道船上的人都被那些强盗杀光了？”常保贵有些绝望的自言自语道。
“常先生，你的猜测很有可能！近几年海上的强盗有些猖狂，这种事已经发生很多起了！尊夫人和几位公子有可能不幸遇难了！常先生，您要节哀顺便！”威利脸带同情的安慰常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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