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全心里以为自己是被流放了，但他接受了这个任命，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损兵折将丢盔弃甲，皇帝没杀他的脑袋就不错了，他该为此受罚，而且短时间内他也没脸待在军中，就他一个总兵级的军官打出了全军覆没的战绩，就他一个总兵级的军官，被人俘虏，如此奇耻大辱，让他怎么还能厚着脸皮待在军中，何况他的部队连番号都没了，残兵全部裁撤，他也不可能当光杆司令啊。
这几年周琅办了大量的学校。
最先办的是借助荷兰人管理海关的文职顾问，建立的海关学校，其中除了教授专业的会计知识外，还有行政能力的培训。
学校从东港开始办理，越办越大，现在已经有三千人在就读，王辅茞每年都办科举，每年有一千科举中举的学生直接送入海关学校中再造，然后分配到各地的税务机构，专门负责征收商税。
在福州还建有工科学校，教授工匠子弟技术知识，有建筑学科和机械学科，才只有两百多个学员，每年只有七八十人毕业，毕业后充实各大官办工厂。
在广州有一所航海学校，教授渔民子弟航海知识，学生更少，才一百多个，每年毕业三十多个人，毕业后送上海船进行实习，这些都是作为船长在培养。
这些学校中的老师，都是跟菲舍尔一样，从西方请来的各种技术顾问，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西方本来就是二流，甚至是三流人才，那些一流人才，在本国也是社会精英，是不可能到遥远的东方谋生的。
所以周琅办的学校只能先用这些二三流人才，可因为翻译的问题，一开始只能教授小部分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了在去教授其他的学生，这就导致目前学校里的老师普遍是向二三流西方人才学习的知识，他们还比如他们的老师，只能是四流的人才，甚至很多人自己都半懂不懂，只能照本宣科。
不能说这样的学校没有作用，这几年他们工业化的密集培养了大量的税务官员，在周琅向全国推广新商业体系的过程中，没有这些能够升任简单税制征税模式的基层官员，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真的不敢恭维，说白了还是发展到了一定水平，需要向更高层次迈进。
就好像一个人刚刚读书，一定要安心的请先生蒙学，这时候一个老秀才，甚至老童生足以，可到了他要作诗作文的时候，秀才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就得请才子来传授，等到他自己想有所建树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去向那些大儒讨教了。
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有成行，没有成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战乱。
欧洲国家普遍对跟外国沟通不感兴趣，还在广州大规模贸易的国家，就只剩下英国、美国和荷兰。英国是一个很好的留学国家，奉行精英教育原则，教育普及率不行，但是教育水平很高。可英国人不接受周琅派人去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大学学习，也没有兴趣让周琅派人去他们的海军学校学习。
美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倒是十分欢迎中国学生前去学习，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急于向外界证明他们的优越，有中国这样一个著名的古老文明国家向他们学习，实在是很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可周琅觉得，美国人无论在科技领域，还是教育领域，都只能是跟欧洲二流国家相比，有赵子龙的时候，谁愿意向廖化学武艺啊。
荷兰人也相对热情，荷兰的教育水平在欧洲也一直是上乘，可是周琅考虑到欧洲的战争会把荷兰很快拖下水，往荷兰派遣留学生，会变得不安全。
于是一直在跟英国人交涉，英国表示最多能接受十人以下的学生进入他们的大学学习，军事学校可以稍多。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不是他们的政府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政府十分欢迎文化交流，但他们的大学不肯接受太多的教育水平达不到要求的人进入他们的校园。
周琅不知道这是不是托词，可个位数的留学生远远达不到要求，聊胜于无，选派合适的留学人员，从学校里优选学识和智识都出色的学生，从政府机构里选拔能力出众的官员，从軍队中挑选合适的军官送去深造。
就在前往英国的留学生刚刚出发不久，去年年初，一艘法国船带来了法国外交官。
他们来跟大周政权代表的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继英国、美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后，第八个前来中国的外交代表，也是第八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际。
法国人之所以迟迟到来，主要是他们国内政治混乱，法国大革命后一直动荡不安，先是吉伦特派掌权，接着被雅各宾派推翻，雅各宾派又对埃贝尔派和丹东派进行了清洗，紧跟着热月政变将残酷的雅各宾派推翻；对外法国人还先后跟第一次、第二次欧洲的反法同盟进行战争，英国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俄国人先后跟他们交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法国那运作还不太顺畅的政府实在是没有兴趣跟一个远方国家进行什么外交交往。
法国之后在热月党人的执政下，执政环境开始转向宽松，确立了大革命的一系列原则，废除了土地贵族对农民的封建权力，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用十年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给农民；把几百年来被地主夺去的村社公地（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此类侵占行为）按当地人口分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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