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属于郑藩一系嫡支。
身为王长子，他本当继承郑藩做个逍遥王爷，然而他却七疏让国，归乡研究律学。
他制作了一架拥有81档的大算盘，并研究出一套科学的珠算方法，后世“两弹元勋”们串联算盘计算工程数据，很可能就是受到这位前辈先贤的启发。
使用这台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朱载堉率先找到了更加科学的定律方法——新法密律，正式解决困扰音乐人两千年的“旋宫不入黄钟”（循环转调时不断积累误差，最终无法回到主音）问题。
当代乐器，尤其是钢琴等键盘乐器的定音，都要依据十二平均律进行，两者的差异相当小，因此朱载堉被他的仰慕者视为十二平均律的发明者，进而奉为“律圣”乃至“乐圣”——虽然他的音乐作品少有传世。
《闪光少女》里面出现“朱载堉在看着你”的镜头，根源便在这里。
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位老前辈的境遇其实很有几分问题。
所谓律学，乃是用数学手段研究音律变化的学问，但很快就脱离音乐范畴，进入天文历法领域。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先民总结出五音十二律，五音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宫商角徵羽，十二律则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最是混厚低沉、庄严肃穆，故被用于宫廷雅乐，后来更是成为堂皇大气、高雅严肃的代称。
因为数字上的巧合，古人用十二律代指月份，子月称黄钟，亥月称应钟。
上古皇帝喜欢制历，夏历建寅、商历建丑、周历建子、秦历建亥，汉武帝时又改用夏历，以寅月为一年之首并延续至今，导致子月黄钟变成如今的农历十一月。
因为和历法的这种关联，律学研究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历朝历代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这个，试图找到最为清正准确的音阶排列。然而也是因为统治者的重视，律学同样被戴上了镣铐，能否得到应用完全取决于皇帝老子重视与否。
在朱载堉那个时代，明帝国已然露出颓势，比他小27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前半辈子忙着和首辅张居正比续航，后半辈子忙着和大臣高官闹别扭，自然顾不得理会这位“庶民伯父”上交的诸般著作。
等到几十年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朱家子孙狼奔豕突自顾不暇，更是没人在意这些。
为了证明自己的“应天承运”，新朝初建都要定正朔、颁新历、明律制，大清朝万国来朝，自然不能使用前朝王孙的学术成果。理所当然的，朱载堉和他的新法密律就这么遭到埋没。
1636年，法国人梅森（Pere Marin Mersenne）出版《谐声通论》，提出了与之类似的理论。
因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同时认识朱载堉和梅森，有人自此猜测是新法密律传到欧洲，这才有了梅森的十二平均律，并将两者等同视之。
朱载堉的众多粉丝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提出“李约瑟之问”，让无数大学校长瑟瑟发抖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这位“汉粉”将朱载堉称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率先为这位被埋没的先贤正名。在他的努力下，朱载堉重新受到国内官方和民间的关注。
恰逢世纪之交，有关部门在中华世纪坛环廊先后树起40位历史文化名人塑像，其中就有他的一尊，与老子、孙子、孔子、司马迁、张衡、蔡伦、李白、杜甫、吴道子、毕升、黄道婆、曹雪芹、詹天佑、蔡元培等先贤后辈同列。
正所谓过犹不及，等到自媒体时代到来，有人又抛出“朱载堉泡沫”论，试图将这位受到官方推崇的“律圣”拉下神坛。虽然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干货史料，却难掩异论惊人、引流博名的偏狭目的，再加上朱载堉作为科学工作者，不像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等文学之士那般出名，这番“异论还原”却是媚眼抛给瞎子看，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不过，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番纠葛，然后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飞往沪海的私人飞机上，汤佳怡伸手按下暂停键，指着电视屏幕上的朱载堉挂像，转头朝旁边之人抱怨起来，“真是让你害惨了！到时候影片上映，我铁定会被音乐圈无情嘲笑。”
音乐是声音科学，却也是听觉艺术。
代表着科学进步的十二平均律在历史上曾长期不受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数字太长太精确缺乏操作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精细刻板的划分和强调感性表达的艺术思想相违背。直到1722年，德国作曲家巴赫发表《谐和音律曲集》（另译为《十二平均律曲集》）以及同期问世的现代钢琴逐渐流行，它才逐渐受到重视。
及至现在，十二平均律因为标准化易于生产推广，已然成为乐器工业的执行标准，却还是受到部分古典音乐人的抵制，比起科学，他们更加尊重传统尊重耳朵。
从这点上来说，“朱载堉在看着你”其实并不成立，西洋乐和民乐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并不能笼统地硬塞进十二平均律的框架里面。硬要如此，必然会遗笑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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