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皇甫嵩、朱儁商量完平定黄巾蛾贼后，关于贼寇俘虏的诸般处置事情后，伏泉便带人出了官舍，准备拜访长社本地士族。
这是伏泉此生第一次来颍川，而颍川又是和自己老家徐州一样，在汉末三国出了名的是人才集中地。虽然自己这外戚身份可能不受那些颍川政治士族的待见，可是说到底自己也是出身大儒世家，汉朝的两千户阳都侯，就算他们不待见自己，不欲见自己，也得看自己背后的家族和政治背景的面子上，和自己见面一叙。
想到颍川郡在后汉以来崛起，可谓是备产精英人才，许多名士、或书法、或谋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颍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访这些精英。
而颍川郡能突然变得如此厉害的原因，在伏泉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形成的，而且纵观汉末，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政治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有名人才库，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至于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后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一方面倒是汝颍间的士人，因为地域紧邻，变得密切，甚至不少汝南士族和颍川士族如同一体，另一方面，也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在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的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渴望跻身朝廷，使得其本家族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后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后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后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叛乱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后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后汉以来的内朝和外朝的权利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簸公卿，裁量执政”，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铲阉宦，清君侧。
不过，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掌握朝堂话语的他们，被皇权之下的军队所打压，历经无数次的打压，所以严格的政治形势，才会让他们更加急迫联姻，来保证自己的朝堂势力的壮大，从而更加加剧了颍川士人之间的结党和某种程度的超然和排外。这种结党排外，在颍川士人支持曹魏，获得独大权利，以及在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变得更为可怕。
其六，便是自后汉以来，地方权力在世族豪强的影响下，不断失衡的缘故。而中央士人结为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断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导致地方名士大族因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过垄断州牧郡守僚佐之职，操控地方政治。
这一方面更加促进颍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结党，也让汉朝中央对颍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颍川独有，此刻整个大汉，也全部都是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专权后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颖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颖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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