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对藤原氏南家残党追索株连当中，有藤原胜押美的第四子和从弟，得中土渡来人的海船帮助，在金泽岛脱出了追击，而一路渡海逃亡南下，最终在当时梁公分领之一的夷洲落脚，自此在当地落地生根重新繁衍开来，并且以宣誓效忠的代价蒙得重新赐姓，这才分别有了后来的源氏和平氏两大支系。
随着终身无子的孝谦女王去世后，奈良六宗为首的僧团与藤原北家为首本土贵族的矛盾再次激化，最终演变成了持续数代的宫变和政权更迭，以及以近畿为中心的多次战乱和国主出奔事件。
而这时候，来自中土大唐的影响力，也随着历代对海外的经营和开拓，而逐步渗透到了倭国内部。最终来自大唐的天使，被引入调停倭国朝廷的内部纷争。
经过了一系列的运作和交涉之后，宣布将倭国王姓一族，内迁置于大唐的保护之下，以江城王前往联姻的形式引入李唐宗室的血脉，于平城、山城两京之外，另行营造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为新都，自此结束了世代的纷争不休，而开启唐人在倭国的土地上进行分藩开拓的进程。
期间虽然数度有所反复和纷争，但都在大唐中兴的强势之下，无疑都被压制和消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乙未之乱爆发后，也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作为海外三藩之一扶桑。
其中，打着为梁氏报仇的旗号，以夷洲的源氏和平氏两家为先锋，引南海一路偏师渡海攻入扶桑之地，最终杀进山城京，流放了与李唐有所渊源的白河王，另立别系的崇德王，而开启两家轮流在京执政的历史。
但是没多久两家已经矛盾激化而在朝中争斗不已，而当地土生贵族和旧属李唐的分藩也各自乘势而起，最终率众出走平安京的平氏于旧都平城京（今奈良），拥立白河王之子鸟羽王，形成东西两朝对峙拉锯征战的格局。
其中又夹杂着，所谓东国的持统派（来自大陆倭人后代）和西国的归义派（海外归来的倭人后裔），之间绵连世代的仇怨与攻杀；掌握政治特权和私兵武装的“三京五山”僧团，与南北公卿世系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连横合众。。。。
只是扶桑之地持续上百年的战事虽然极为频繁，但却是各个家系和名主之间的私相争斗多而区域决定性的会战少，且无论在战争的规模还是烈度上，都是与中土大陆无法比拟的。
所以扶桑地方上的那些蝼蚁之民，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些苟延残喘，乃至休养生息的短暂间隙，而苦苦煎熬着在扶桑之地的各个角落里继续繁衍和存活下来。
当然了，现在作为最大的敌患北朝渐去，能够抽出手来的国朝大梁，想要改变南北分峙的局面，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泛的遥远预期了。
毕竟，以国朝气吞江南而并有中原的巨大体量，就算是什么实质行动都不做，光是一个名分大义上的支持，就足以形成打破扶桑整体大环境的连锁反应了。
因此，从这一点上推及开来，扶桑的诸侯们想要主动染指和渐进式渗透，那些中土大陆的边角之地，也未尝不是某种谋取后路和积极寻求出路的一个现实方向。
不过，国朝所需要谋取的方向，却未必是我淮镇的利益和立场所在。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了，咨询和参考了相应幕僚和参谋团体之后。
我也初步梳理出了，目前可以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和对策；
一方面继续借助国朝大梁的旗号，拉虎皮做大旗而制造舆论主动声援和支持，与扶桑东国势力对立的南朝；制造声势和舆论上的压力，起码让南朝方面有了再度发起侵并攻势的动力和契机；
另一方面则是组建一支由战船和运兵船，辎重船组成，有一定较长自持能力的混合水师；沿新罗南部外海北上而在相应海域和航线中待机、巡逻，
然后在巡曳当中一边操练一边索敌，击沉和俘获一切来自扶桑方面的船只和运力，而尝试封锁和断绝，这些来自扶桑之地的后援和输送补给；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寻机登陆和摧毁相应的额港口，至少以淮军水师的装备和训练，面对扶桑方面就算数量上少一点，也足够形成海战中的优势；
因为，根据相应参谋组的对策分析，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外来军队，光靠后百济国的地盘，就可以自给自足的供养起来。一旦陷入了严重困顿和匮乏之中，这些扶桑兵马会做什么事情来，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再通过后续追加投入新罗藩的力量，以新罗为舞台和战场，继续重创这些扶桑方面的外援势力，最好把他们都留在新罗之地，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扶桑本土的令国内，造成某种打破平衡的连锁反应。
最后，就是针对后百济国方面，配套的经济战，需要商务部门和对外交涉领域的一同发力了；当然在国朝方面的名分争取也是必不可少的，再组织一批新罗诸侯代表过去，哭诉和夸大扶桑之地自初唐白江口之战受挫之后，时隔数百年再次大规模出兵登陆大陆的野心昭然和事态严重。
这样的话，负责监视平卢道方面的刘琦所部数营海兵队，就要撤回来了，他将要和宗泽重新搭伴，作为这只混合船团的正副主官。
一连串的复杂思绪和考虑下来，我忽然心中一动；既然这个博罗会和藏得更深的那个公孙世家，多少有所牵连和渊源的话，那是否意味着可以推演出类似的结果。
这个扶桑藩还真有些卧虎藏龙的意味啊；想到这里，我决定把阿琪叫过来再好好的炮制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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