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号，丙头作坊。
阿图满心激动的站在墙根下，手脚都有些不知道往哪里放好，因为今天是那位被各种牵强附会之言，说的神乎其神的东主前来巡视的日子，据说还要从中选人到本家去做事的传闻之后。
作为天工号下属诸多作坊的一员，哪怕是个打杂帮佣的小工，还要经常被那些工长师匠们骂的狗血淋头那种新手，依旧让他有些庆幸。
特别是相对，下城里那些一天至少要干活八个时辰，才有基本衣食保障的广大作坊工员、学徒而言，他所在的这个东家对于工役们的要求和待遇，实在是良心宽厚的多。
要知道，虽然广府本地的工场作坊，已经很少直接使用藩奴作为工人，而是在广府的强令和约束下，更多用那些盘亘在外州的北人，来逃避某种雇佣本地人造成的多余付出。
但是，
而且，阿图还知道，据说在某些远州矿山和冶炼作坊里直接用的是，那些肤色过淡或是过深的初代藩奴，作为语言都没法正常沟通的两脚牲口和廉价消耗品，
他们吃的连猪狗都不闻的馊水，住的是毫无通风采光，只能让人尽可能挤在一起的地窝棚，佝偻着身体爬行和劳作在，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几次重见天日的机会。
唯一离开的机会，或许就是直到某一天，被榨干最后一点体能和精神，变成抬出去的弃尸，或是在极度疲惫和困顿中不慎发生事故，变成被压埋在坍塌矿洞里的冤魂，碾死在矿车之下的亡灵。
相比其他来源的藩奴，这里的劳力来源更具有某种惩罚性质，主要是那些曾经发起叛乱的地区，或是被国朝的征服过程中，坚决抵抗到最后，而被按照城市和区域予以严厉惩罚的当地人口。
对于这些不愿归附王化，也不愿意接受文明之光的外夷土蛮，国朝的策略就是毫不留情采取斩草除根的手段，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措施。
在划定的惩戒区域之内，经过有组织的抢掠和屠杀之后，剩余高过半轮的男性，全部异地发卖为奴，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性另配给将士，或是卖给那些各族的新老归化人。
然后对剩下的空白，进行重新填户移民，以所谓的“地易主，人换种”的大换血，彻底断绝潜在的反复和抵抗情绪的土壤。
据说这种做法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大唐开国初期，高宗皇帝以名将李绩为营州大都督，以大量游骑越境，春杀耕农，秋焚田获的焦土战略，让曾经号称东北强雄的高句丽国，在旷日持久的饥荒内内乱中被拖垮。
因此唐军最后出兵的时候，只须在满地冒出来的，各族带路党为王前驱的引领下，就轻易长驱直入(平)壤京，攻灭高句丽王朝，将高句丽末王泉高藏献俘祭告太庙，完成自隋炀帝到唐太宗的夙愿之后，同样也面着大片新领土的复杂治理问题。
高句丽存在已经数百载，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万乘大国，因此就算亡国之后，在大唐新设立的数路都督府治下，依旧有各种旗号的反抗和暴乱不断，形形色色叛党盗匪的流窜于野。
后来大唐中枢遂痛下决定，不惜代价将旧高句丽的王姓贵族官吏臣民及附庸十数万口，尽数内迁于江淮各地杂居，自此直接从上层种源上，将高句丽的民族和文化，彻底消灭和吸收掉。
高句丽故土的反抗和动乱，才彻底消停下去，可惜的是后续的殖民和归化策略，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随着高宗病重不能视事，权力逐渐转移给武后，而与勋贵阶层的矛盾激化，李唐自此陷入上层的权利纷争之中，再也无暇外顾长达数十载，而将之前开拓和努力的成果，任由周边崛起的其他民族所侵并。
诸如秣赫人据有了高句丽大半故地，才有了后来的大氏渤海国。而思密达们的祖先，新罗人也将原本大同江以南的边境，推到了平壤附近，然后在发明的历史中，信誓旦旦的攀上了高句丽这个曾经把自己祖先打成狗的死敌，。
因此梁公当政之时，开始痛定思痛，全力推进各种开疆拓土的军事征服够，各种移民填户，改土归化的后续体系和跟进制度。
并再释《周礼》的封建之法，定下里了海内外分藩的基本雏形，其根本口号，便是所谓“宁与国人屏藩，不与外虏生息”。或者说“宁要国人的草，不给外族的苗”。
因此，余泽至今，哪怕至今国朝已经纷乱百载有余，但四夷九边依旧没有像样的外族，能够轻易崛起，或是乘机做些什么。
话说回来，
而这些矿山中当作消耗品使用的这些藩奴，则大多数是来自这些惩戒令的副产品之一，或者说，数量不够或是有所紧缺的时候，南朝那些延边征拓的那些将帅们，就会想办法制造一批相对稳定的“来源”。
反正按照某种默不成文的传统和惯例，这些暂时还没归入大梁治下，也无法像广大归化民族一样，为大梁创造价值或是贡献能力的化外之民，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算作人的，也不能享受作为人类基本待遇，和道德底限的。
他们要用操劳到死的一生，来偿还本族同胞所犯下过失和罪孽，虽然有心反抗和逃亡者不在少数，但都变成矿区外围树木上，类似某种风干肉之类的东西。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机缘巧合逃出看守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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