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请不如偶遇，不管范绍增和郭勋祺是因为什么而来地，既然聚在一起自然要吃顿饭，聊一聊。更何况两人送给于左任的礼物也足见诚意，李天一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家宴既然有外客，自然就不好坐下来一起吃了。于夫人招呼着家眷退出了客厅，只留下于左任四人单独开了一桌，边吃边聊。
人家没说来拜访自己，李天一也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闷头吃着饭菜，只是在双方尴尬的时候，举杯提议了一下。于左任也不知范绍增和郭勋祺来此的目的，他们不说，自己也当是对方慕名来访，大家只是谈谈四川的近况。
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了半天，最后袍哥出身的范绍增忍不住道：“李主席，于先生。实不相瞒，这次我和翼之兄前来，是专程拜访李主席的。只是我们没有引荐的人，又不知李主席何时有空，只好冒昧的请张澜先生写了封信，来托请于先生帮忙引荐，没想到今天还真的遇到了李主席。”
李天一惊讶的问道：“你们二位是找我的？可我在川省除了有些民间生意上的往来，和刘湘委员长没有什么交情啊！对了，刘文辉将军倒是和我有些交情，你们是代表刘湘来的吗？”
李天一这时所说的并非是虚言，别看现在西北如日中天，横扫六合，但暂时还真没有染指四川的意思。不是他对付不了四川的那帮土皇帝，而是他想先把北方的局面稳定了。再慢慢对付这个“国中异乡”。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其实李天一不愿意现在收复四川还有几重顾虑，其一就是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既然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愿过多涉足其中，他也不愿意在这时咄咄逼人。
众所周知，四川军阀行事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一省之地同时有近10家势力，他们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
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川军只能用内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蒋凯石这些年没有刻意插手四川的原因。
其二是李天一对四川的复杂地形和恶劣的交通状况十分头疼。西北的战斗力强主要强在装备上，而如果在川省这样的环境下作战，西北军很难发挥出优势。更何况他还要给陈演年、曾忠生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留下一片发展空间，否则他可能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
鄂豫皖苏区现在正面临国民党30万大军的第四次围剿，虽然张果焘的下台避免了红四方面军在历史上的重大损失，但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只有不到6万人的红军还是选择了放弃苏区，除留下一部坚持游击斗争外，大部份已于1933年5月开始西进四川，准备与王维舟的游击队汇合，开辟川东根据地。
因为李天一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比历史上多坚持了半年，但最终还是撤出苏区退到了四川。而且李天一为了逼迫红党中央尽快和谈，坚决不允许红军出现在西北的地盘。就这样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本来要开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变成了现在的川东北根据地。
范绍增和郭勋祺见李天一问起了来意，相互看了看对方后苦笑道：“不满李主席，我们一半是因为刘湘司令的命令前来斡旋，另一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前途而来。现在小小的一个四川省，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李天一看着二人的表情，不禁诧异道：“斡旋？我听说现在四川是刘文辉与刘湘大战，刘湘联合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三路进攻，而且刘文辉还在南充、西充、遂宁一线吃了大亏。这时候他正春风得意，找我斡旋什么？”
郭勋祺解释道：“刘湘这次拉拢了大部分势力共击刘文辉，也本以为胜券在握了。可没想刘文辉主动退兵，将南充和西充让给了李家钰，又把遂宁让给了罗泽洲，更是把主力调到了潼南，把成都让给了田颂尧。
杨森发现自己打了半天一无所获，便提出要分享这几处的赋税。李、罗二人当然不肯放手，杨森一气之下按兵不动了。李、罗二人见杨森不前，随即也不再进攻，这下刘湘的部队就被顶在了前面，在潼南遭受了刘文辉的疯狂反扑，王赞绪的一个师瞬间就被击溃。”
于左任听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道：“好一招二桃杀三士，这样一来刘湘的部队就要危险了！”
范绍增嘿嘿笑道：“刘文辉把从南充撤回来的部队全部用在了东线反击上，刘湘猝不及防，只好死守重庆门户青木关。连驻守永川的潘文华教导师都调了回来，恐怕青木关一失手，刘湘也只能下野回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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