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辛苦一年还要负债三两才能过活。
所以一遇到饥荒等变故，普通人家就会立刻破产，然后卖儿卖女。
其实几千年来，华夏的农民都过得很惨，他们的主食一直都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少得可怜，也就孕妇养胎时能多吃几个蛋，在饥荒的时候还要摘野菜吃才能度日。
哪怕在我大清所谓的康乾盛世中，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那大清的农民为何会普遍负债三两呢？
农民多努力精耕细作提产，或者盼个好年头多收个三五斗，不也就打破收不抵制的恶性循环了吗？
但这不可能，原因就在清廷身上。
每当粮食大丰收的时候，官府就增税多收，把你手里多余的银子给缴了。
如果闹饥荒的话，官府就会节税赈灾，在农民贵喊皇恩浩荡的时候，把他们手里的银子控制在三十三两。
那你说精耕细作提产，或者起早摸黑干农活，攒一攒不也就来过这个坎了吗？
这也不可能，因为你的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吧。
如果犯事了进去要不要打点一下衙役，而且你犯不犯事，也不是你说了算。
此外，找郎中看病、结婚生子都得花很多钱，如果没特殊的际遇，就凭这几个必杀技，就能把你终身的年收入控制在三十三两白银的状态。
那为什么是控制在三十三两白银，而不是三十一两三十二两或者三十五两呢？
因为收入在三十三两白银的话，农民刚好会负债三两，而一般的大清农民能借到和努力多挣的钱也就三两，刚好能保持一种生存状态。
其实这就能部分回答那个着名的历史疑惑李约瑟之问，华夏有着辉煌的科技文化，为什么在大清就落后了？
原因就在清廷三十三两白银的做法上，他让所有人都为了吃那一口饭奔波，没有人可以停下来，没有人可以思考新科技，同时人们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同情。
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英国曾派出马加尔尼使团来华访问。
有一名跟团使者名叫约翰巴罗，他把他在大清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我看乾隆盛世》。
其中他记载了很多所谓盛世的真实情形，比如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里。
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我们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救他们，却被船夫义正言辞的拒绝。
他的理由是当时的船速一小时七英里。
这个理由虽然对外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但让我们带入船夫的视角，它限于三十三两白银的穷困状态，一旦手停，那么口就停。
停船救人，不说一定能救起来，哪怕救起来也没任何好处，而且如果自己耽误了工作挣钱。
很可能一家人都吃不上饭，也没人可怜他们饿肚子。
最后，巴罗说：他眼睁睁看着好几个人在这场热闹中落水淹死了，因为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
其实在外国人眼里，大清妥妥是流淌着牛奶与蜜的富庶之地，但这次访华使团看到的只有贫穷、麻木以及暴力下农民的悲惨。
巴罗在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因为不熟悉海路，首先抵达的不是原定地天津，而是浙江沿海城市定海，所以英国人需要找一个熟悉海路的领航员，把他们带到天津去，巴罗因此就找到了定海总兵。
总兵得知乾隆皇帝对英国人的来访很重视，于是痛快答应帮他们找领航员。
巴罗本以为总兵会花高薪雇人来领航，结果没想到总兵直接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老百姓全都抓来。
约翰巴罗在回忆录中说：总兵派兵很快就抓回一大群人，这些人见了总兵，一个个双膝跪地，浑身颤抖。
总督一个个审问他们，审来审去，最终找出两个去过天津的人。
不过，这两个人不愿意接受任务，因为他们早已转行，不再航海，现在都在做生意，手停口停，不想冒险，所以他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着免除这趟劳役。
但是总兵丝毫不为所动，强令他们立刻动身。
这让英国使团的人大为震惊，同时也打消了他们对大清的敬畏之心，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种子。
其实按理说，农民有钱了，大清就可以征更多的税了，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制定三十三两白银的驭民之法呢？
这其实一切都来源于商鞅的改革，他是始作俑者，大清不过是集大成者罢了。
商鞅的逻辑是百姓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后，便会不由自主的琢磨别的事情，这样就容易出乱子。
并且实事求是的讲，大清确实算一种异族统治，他们心里也虚，所以大清皇帝们就决定贫民、弱民。
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里，就提到了小皇帝的功课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怎么驭民，而贫民弱民这种思路体现在实操上就是三十三两白银。
他们让百姓生活始终少三两银子，三两银子在当时可以买100斤粮食，因为少了这100斤粮食，百姓锅里的饭始终不够吃，他们每天只有疲于奔命，在贫穷、麻木、短视和担惊受怕中度过余生！
对此，张英的感受几句特别深刻，他回老家桐城多年，自然知道原本桐城所在的安庆府与长江邻居的池州府的情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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