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
今天变个亩税、明天搞个青苗贷、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
许多变化，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
先是亩税改革，紧接着就是青苗贷。两者结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主不如佃”的情况，立刻发生了扭转。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绅的地种。一大原因，就是大顺把人头税、其余杂费，摊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
亩税改革之后，地价上升，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而是视若珍宝。
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纯佃农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场做工，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
松江青苗贷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
其实，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
虽然，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
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
但是，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如果不对士绅加税，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地租和加税无关，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
这两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
这是“合法”的政策变动。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敬天爱民”的牌匾为大义，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
这几套政策下来，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被刘钰锁住了。
就像是挖了个水池，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只留下了三个缺口：定死了额度的海贸、南洋开发、新兴工业。
要么，往这边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肯定不想憋着。
原本还有土地、高利贷、囤地等几个缺口，现在这几个缺口，至少在苏南几府，被堵死了。
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痛不欲生。
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作为大顺的“发钞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筹备的银行，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承诺随时可以兑现，但问题是这些纸币，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南洋、鲸海，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
想换白银跑路，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说可以随时兑换，但兑换了干啥，得备案一下。
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么，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要么，接受纸币。
实际上大顺这些年，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货币”，可以说，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
刘钰也没有动存量，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
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又是巨大的。
从明朝到现在，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已经达到了7万吨，折合22亿两。而在明朝之前，中国的总存银量，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
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
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发，而纸币现在又确保可以换到足额的白银，但纸币又不是全国流通的。
这类似于在松苏南洋等地，搞了一个“外币区”。而要在大顺其余地方花钱，要用大顺的本币，白银和铜，别的地方暂时根本不认纸币。
徐家这样的豪商，有钱吗？
非常有钱，身家数百万。
但是离开这几个特殊地区，就没钱。
而这几个特殊地区，可以说，不管是奢侈享受，还是吃喝嫖赌，都不影响。
要是苏南地区都满足不了了，那别的地方估计更不行。
既如此，也难说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只能说，他们的钱不自由。
很不自由。
刚搞的时候，众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觉得拿着白银还有损耗、大额交易还麻烦，搞纸币兑换券当然更好。
可等到人们逐渐接受后，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上面还有枷锁。
这些缓步进行的改革，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
“现在呢？”
一只有形的手，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
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要靠无形的手，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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